《人民政协报》(2022年12月19日第10版)
刘树纲
作者:何志云
(资料图)
刘树纲兄殁于2022年8月11日14时11分,享年81岁。这是官方发布的讣告。我知道树纲生于1940年,月份虽说在12月,按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应该算作82岁的。这且不去说它。
之前,树纲入住了一家养老机构属下的安宁疗护病房,我知道到了临终时分了。
之前,我们五六家老朋友持续了十多年的春节聚会,因疫情被迫中辍。2019年春节聚了,延宕到2020年年底才勉强再次相聚,就隔了差不多两年。这次聚会,陈建功兄因为第二天即住院体检,要求空腹,夫妇俩请假。没想到沈及明也没来。树纲进餐厅顾不上宽衣,连连对大家抱拳致歉,说及明身体不舒服,怕扫大家的兴,临出门打消了主意。郭宝昌、刘树纲、陈冠中、苏文洋、鲍昆和我六家,合影里独独少了及明。树纲倒是健朗如昔,还逸兴遄飞,稍稍喝了点酒。他是自己打车过来的,再一人打车回家,众人也不担心。
树纲殁后,建功兄写《在笑声中诀别》(见8月16日《北京晚报》“五色土——纪念”栏),文章开头,说树纲住进疗护病房后,史铁生夫人陈希米去他家,给他看了陆晓娅发给她的微信。陆晓娅在树纲住的病房做义工,和树纲有过一些交流。这封微信希米当时也发给了我,我看了心里稍稍一安。陆晓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老朋友,那时她主持《青春热线》,在全国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近来她十数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有认知障碍的母亲,且写成《给妈妈当妈妈》一书,在社会上广为传布。她和她的团队能在树纲身边,是怎样的好事!我把希米的信转给及明,并请及明代我向晓娅致意。及明回信很快来了,说晓娅的团队刚刚费尽周折,帮助树纲细细洗了个澡,树纲舒服多了。又说晓娅谢谢问候,云云。
随即到了7月20日,晚间接到沈及明微信,说疗护病房领导根据树纲的综合情况,斟酌再三,特许亲近的朋友来看看树纲,就在这几天。这分明是最后的告别了。当即联系建功和文洋。
7月22日上午9点,我们终于进了树纲的病房。沈及明和刘深候在门口。及明说,树纲知道我们要来,早起就比较兴奋,医生也预先做了些准备。躺在病床上的树纲当然消瘦多了,可说是清癯,胳膊上也照例插着管子,但皮肤清爽白皙,并不见重病之际常有的晦暗。我们一个一个驱前问候,树纲分明是认得我们的,眉眼间屡屡闪现笑意,他的手也温暖有力。及明指着建功问树纲,这位是谁呀?树纲眉头一皱,忽然举起了右手,带着那些管子一挥:“不认识陈建功,那就麻烦了!”这对树纲来说是难得的幽默,众人皆笑。及至他见到文洋,竟说“我要吃大董”——文洋是《北京晚报》的“名记”,我们聚会常由文洋居停安排,“大董”是去过的。文洋接口应道:“好啊好啊,我马上安排快递送来。”我见树纲微微一笑,随即合上了眼睛,他耗费了不少精力,累了。
这应该是树纲的告别演出,病房即是他最后的舞台。那里没有晦暗和悲戚,倒是四处有阳光满溢,鲜花芬芳。这与树纲最最相宜,若论心态,他一直年轻而明朗。到底是及明懂得树纲。病房布置得犹如他们的居所,触目所见皆是树纲与及明的合影:从他们恋爱时的黑白照,到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中年时代;而陪伴在侧的,则是孙女稚态可掬的画。孙女的一张字:“戏梦人生,粉墨登场”挂在树纲床头。树纲一生与戏剧相伴相随,儿子刘深如今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编剧——刘深曾对树纲说过:我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有子承父业,当是父亲莫大的安慰。只是大儿子远居海外,我问刘深,刘深说他和爸妈商量几次了,一致不让哥哥回来。一家子人远涉重洋,回国还要隔离,好在视频方便,倒是每天都能见面的。
令树纲声名鹊起的,首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部戏,围绕公交车上与扒手搏斗牺牲的叶肖肖,死后以魂灵现身,一一访问车上见死不救的众人,展示了一副纷纭复杂的社会众生相。作品戏剧冲突荒诞,空间多维穿插,无场次灵活变换……种种现代戏剧手段的应用,使作品充溢着现代气息,以及巨大的审美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新时期实验话剧的经典之作。不过在我看来,这部戏对道德对世事,有着不容置疑的肯定,毫不见现代派戏剧常有的虚无、荒诞和绝望。它不满且努力超越的,是观念先行又直叙胸臆,以揭露与鞭挞社会问题为己任的“问题戏剧”,以及桎梏戏剧界的宏大叙事规则。树纲的戏剧创作突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而非欧风美雨下现代派戏剧的移植或模仿。叶肖肖的魂灵再现于舞台,犹如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中的外来者徘徊异地,或者返乡者重返故里,体现的都是一种崭新的视角,传递着现代理念与文明思潮,呼唤着对社会正义和进步的追求。那里归根结底透露出来的,是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树纲的一应剧作,比如《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都市牛仔》《一场关于爱与罪的审判》等,均可作如是观。它们在戏剧形式和表达手段上都有大量创新,戏剧形态分明是现代的,但若论及底蕴与内核,则一概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和树纲聊过当时戏剧界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我说杜甫怀念李白,写诗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们终于没有“细论文”的机会,但他们的诗,却在《诗经》《史记》以来的文学长河中相聚相汇,养育和激励一代一代后人。如今不论哪种文学体裁,最终也要在这样的传统中才有位置。树纲不是寡言的人,这回他只是细细地听。他对此一定思虑长久了。我接着对他说,我若写你的评论,不与现代派戏剧比,要比是比曹禺老舍。要说作品直面社会和现实人生之激烈深入,又毫不苟且,你自有自己的位置。何况它们还尖锐犀利,刀刀都见出了血。所以它们骨子里无疑也是新的,因为于它们的灵魂,能见到久违了的“革命”!
我的承诺,一直拖到树纲的《都市牛仔》上演才兑现。这是他告别80年代的着力之作。这部冠以“报告文学系列剧”的话剧,锋芒所向,直指“使人扭曲、亢奋、暗淡又闪光的那头困兽”——金钱。剧作由著名戏剧家文新宇先生导演,全剧看似热闹浅显,竟使人有莫名的沉重感。我还感觉到了树纲心里按捺不住的愤激与苍凉。舞台呈现是光怪陆离的,一批以各种手段追逐金钱的“都市牛仔”,在志得意满地告别贫困后,陷入的却是另一种更无奈更荒诞的人生困境。于是,戏剧以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剧终时却顺理成章翻转成人生拷问:中国人渴求富裕天经地义,但是“富裕以后是什么”?这一诘问之所以如此振聋发聩,并直抵世道人心,因为它实际拷问的是灵魂深处,事涉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命题——我当即写了篇《走出困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8月11日,我们夫妇去贵州,这是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出门透气,一个月前由朋友规划停当。临走前一天,接到及明的微信:
树纲已进入最后的弥留之际,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的话语。从此,他不再问我温饱,他不再问我归期。但他没有痛苦,很平静,他太累了,让他这样安静地睡吧。我纵有千般不舍,也得松开手,一生一世的夫妻,终生的伴侣,也只能来世再相见。
大夫说,就会在这一两天。他还在斗争。
我略一思忖,即给及明回信:
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不要斗争了。你和刘深也是解脱。我母亲活着时总说,那是回去——回去就不是坏事。树纲这辈子有你,有那些戏,值了!
虽说话都是出于真心,晚上想及此事,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便给及明又发去一信:
我们明天去贵州和广西,得二十六七号回京,但愿能赶得上送树纲。
途中就接到了树纲的噩耗。是在料中,但还是恻然。又不知还能说什么,只给及明发去“节哀顺变”四个字。
在贵州一路,终是排解不开树纲的离去。这辈子见多了亲友的生离死别,有的人就是难以忘怀。树纲即是其一。与树纲“亦师亦友亦兄长”相交多年,如今想起他,竟是他始终的年轻。树纲一直有双青春的眼睛,他的笑也始终青春般清朗,有时还有一闪而过的羞涩。树纲给我的印象,常像是一个干净无邪的少年。朋友们说及他,那“憨”,那善良与正直、认真与执着,也都少年般不沾染杂质。
当天及明和刘深还发来微信,说不给树纲举办追悼会了,只请至亲好友有个告别仪式,他们替我俩送了个花圈,挽带上写道:
回到来的地方去,是件幸事。
我庆幸及明和刘深如此懂我,体谅我,一如树纲还在世上。我和树纲及明一家,说来就是人世的一次邂逅,遇到了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我与树纲除了那次谈戏剧的现代与传统,其他话题,少有充分的讨论;他出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我私下很是替他担心,犹豫再三,终于也就是停留于“腹诽”而已。面对树纲,我最怕辱没了他不变的赤子之心与理想主义情怀,那是对他莫大的不敬!现在想来,相交40年,每每于意有所不尽。但朋友之间,知心知胆,也只能是这样的吧。今天用这样的文字,送树纲在回去的路上远行,心里倒是一片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