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前，我曾经应《长篇小说选刊》的邀请，盘点过2012—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当时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作者队伍构成方面：50后、60后一代作家仍然保持了强劲的活力与雄厚的实力，而70后、80后一代作家已经崛起，成为长篇小说创作队伍的中间力量。
二是海外作家的创作已经成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成为绕不过去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白。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三是正面强攻式的直面当下现实、回应时代重要主题的写作有突破性的进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人民的名义》。
四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意吸收中国文学传统与文脉中的有益成分，以此滋养自己的创作。
2017-2022年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特点
从2017年到2022年，又一个五年过去，时代与生活演进的主题与脉络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作为书写时代的文学利器，“民族的秘史”，它的书写方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以我粗浅的观察和挂一漏万的阅读（因为日常工作的关系，还是读自己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多），我觉得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各个地方的文艺领导部门如宣传部、作协对长篇小说的投入热情与重视程度比过去明显提升。如四川省出台文艺创作奖励政策，对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奖励400万元；广东省出资500万元，邀请5位作家从事广东特色题材的写作，从中产生了如陈继明《平安批》这样的好作品；北京市在扶持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3年率先设立了长篇小说出版扶持基金。前两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所迟滞，今年通过理顺宣传文化引导基金又重回正轨，主管领导明确提出，要提升对长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的扶持力度。
二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质量有所提升，出现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如阿来的《云中记》经过十年的沉潜与思考，书写汶川大地震后人的精神重建，以几乎是一个人的角色敷演，类似交响乐回旋曲般的庄严结构，诗意而有灵性的语言，展示了文学的精神高度。此外如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梁晓声的《人世间》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由于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小说《人世间》也迅速走红，在销售上远远领跑同届茅奖其他获奖作品（在电视剧播出之前，第十届茅奖获奖作品销售最好的是徐则臣的《北上》）。
三是主题写作类长篇小说成为新宠。这些年出版分成了主题出版与精品出版两个部分。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些出版社包括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往主题出版这个方向靠拢，一方面是一些作家主动抢占题材，一方面是出版社主动组织策划，主题类长篇小说的写作一时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以获2021年“中国好书”的长篇小说为例，范稳的《太阳转身》、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陈继明的《平安批》、李铁的《锦绣》等都是这个范畴的作品。在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的入选作品中，滕贞甫的《战国红》、赵德发的《经山海》、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也是主题写作的佼佼者。在刚刚公示的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中，除了《远去的白马》《平安批》，《千里江山图》《琵琶围》《铜行里》也是文学性与主题性结合得较好的佳作。
四是就像五年前一样，让人感慨的是，50后、60后一代作家仍然是长篇小说创作最可倚重、创作水准最稳定的力量。如阿来的《云中记》可以称得上他在《尘埃落定》之后最好的作品，如果可能，完全可以为他再次赢得一次茅奖。余华的《文城》回到他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的状态，相对于他此前的《兄弟》《第七天》，显示了更高的文学水准。此外，如东西、邓一光、林白、胡学文等都有力作问世。杜诗说，不及前贤更勿疑。面对老一代作家健旺的创作力，后来者有必要保持谦卑的态度。这种状况对中国文坛而言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中国作家以往的创作往往是从生活阅历出发，所以生活经历显得特别重要，一旦他们年岁渐长，逐渐退出人生舞台的中心，他们的创作往往戛然而止。现在我们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状态显示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生活，他们的阅读更宽广，思考更深邃，艺术的手段更丰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作家与国外优秀作家越来越接近了。
五是海外华语作家的长篇小说写作近几年有些沉寂。只有马来西亚女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一枝独秀，堪称近几年最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品之一。我最近收到作家陈河的新作《误入孤城》，他花了几年功夫埋头写作，小说写的是清末民初时期工业文明进入温州这个偏僻小城的故事，选材独特，叙事新巧，值得期待。
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
说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可以分如下几点来谈：
一，黎紫书在《流俗地》一书的后记中很不客气地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国大陆一直不乏长篇‘巨著’，但我作为读者，总嫌它们长得令人生畏。小说家们动辄拿出数十万字，有的甚至上百万字，好像迷信字数本身等同作品的分类，或是那能说明作者的付出。事实上，这些长篇不少都写得东拉西扯，或是充斥了作者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其实都是花言巧语，却一点舍不得删去；再长了更是语言无味令人厌烦，还经常流于煽情，或以耸动的情色‘慑人’，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人灌水，惨不忍睹。”这一段话说得有些刻薄激烈，但我相信这也是她亲证亲悟的阅读所得，不会是无的放矢。撇开她对长度的偏见（如果质量有保证，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莫言就说过，长篇小说就是要写得长。长度、密度和难度是他认为长篇小说的标识），她这里提出的其他问题是值得我们的作家深长思之的。
二是语言问题。语言是作家的“光辉宝藏”（bright treasure，这是艾丽丝·门罗用的一个词）。陈忠实先生有一本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但我们现在很多长篇的语言的确是太不讲究了。
三是作家们太容易受到评奖的风向标引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抢题材、正导向，追求政治正确上，很多作家满足于对现实生活浮光掠影的观察，不肯下笨功夫真正做到深入生活，与写作对象同呼共吸，心意相通。像柳青当年写《创业史》，路遥当年写《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例子，虽然我们一直在提倡，但肯躬身践行的作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作家是肯下真功夫，对所涉及的题材和人物做足了功课的。我最近看乔叶的《宝水》，感觉作家是如盐入水融入了新农村的生活，每一个细节，每个人的语言，都鲜活逼真，如见如闻。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鼓励、期待的。
四是七零后作家没能像我在五年前说的那样，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扛起大旗。从年龄上说，七零后作家已经处于42—52岁，正是创作的黄金年龄，他们理应接续50后、60后作家的创作辉煌。但总的来看，目前他们还没有担起大任。除了徐则臣以《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耶路撒冷》也是一部情感饱满、细节丰盈的优秀长篇小说，70后作家普遍还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代表作品。
五是一个长期困扰文学出版社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原创文学资源稀缺，但围绕这点稀缺的资源各方的竞争却空前惨烈，造成了作品价值与市场价格的严重偏离。有的作品从市场的角度，销售可能不过1万册，甚至几千册，但作家动辄开价几万。这样非理性的竞争使大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文本才是一切的基础。
六是由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放缓。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对外输出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如何创造更加宽松的文化交流环境，吸引更多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加入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对外输出工作中来，实现落地的、能够抵达外国读者的文学输出，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
一是长篇小说会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包括各级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包括各地的专业文艺社。甚至一些有实力的民营公司也会加入到长篇小说资源的争夺中来。
二是评奖的因素会越来越明显地左右长篇小说的创作。比如在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头一年，会出现长篇小说出版的“井喷”现象。比如因应“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主题类长篇小说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都会加大围绕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主题的策划、组织力度，提前布局，谋之在先。
三是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日益成为主流。从这两届茅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包括“中国好书”奖的获奖作品分析，现实题材明显更受青睐。中宣部的“现实题材出版工程”对此也有引导作用。虽然还有一些作家在从事先锋文学的写作，但影响力微薄，形不成气候。
四是影视对长篇小说影响力的推动会更加彰显。长篇小说是文学的项上明珠，影视界也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好的长篇小说是奠定成功的影视作品的基础。《人世间》的成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纸质阅读日益低迷的情况下，优质长篇小说也会有意识与影视结盟，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五是新一代长篇小说作家会崛起成为长篇写作的重要力量。七零后的优秀作家会有一批人创作出自己的代表作品。就目前情况看，乔叶、张楚、石一枫等都会有力作出版。八零后也会有一批作家尝试长篇写作，如文珍等。长篇小说需要人生阅历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期待丰厚的人生经验会给新一代作家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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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对长篇小说的持续投入与关注，尤其是要加强对长篇小说创作规律的研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概括非常精准，目前来看，要特别重视对长篇小说艺术质量的要求。无论主题多么宏大，导向如何正确，离开了文学性，也就无从谈起。譬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奖中，在主题、导向的权重之外，应该加大文学性的权重，形成指向明确的风向标。
二是加强长篇小说评论工作。评论与创作应该形成互相推动的关系。良好的评论风气使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使有瑕疵的作品得到完善，对艺术上不够理想甚至比较粗劣的作品给予实事求是的针砭。感觉我们目前的文艺批评，还是有圈子化、人情化的倾向，对作家的实际创作不徇私情、一针见血的评论不多。
三是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学编辑。编辑在文学生产的一线，往往是作家书稿的第一个或最早的读者之一。由于编辑的工作性质，他对书稿的阅读属于细读（close reading）的范畴，所以一个好的文学编辑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从我的切身经历看，编辑对一部好的长篇小说的产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徐则臣的《北上》，我们一起策划的选题，讨论的创作主题。我们甚至和徐则臣一起阅读龚自珍《己亥杂诗》，一起到通州做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得到了提升。
四是注重对文学期刊的扶持。文学期刊是作者成长的摇篮，很多文学期刊也是长篇小说的重要发表园地。近些年，各大文学期刊都面临印数下滑的趋势，经营上存在困难。同时由于期刊稿费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稿费已经提高（千字千元），进一步增大了期刊经营的压力，使得它们在是否继续保留长篇版的问题上进退两难。而如果失去了期刊这一发表阵地，对长篇小说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五是加强对年轻作者队伍的培养，为长篇小说创作储备未来足够可用的人才。余华32岁写出了《活着》，莫言32岁写出了《红高粱》，徐则臣出版《耶路撒冷》的时候是36岁。相对说来，今天的年轻作者在这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有鉴于这一点，北京市准备在宣传文化引导基金中特别加入青年作家扶持计划，为“未来文学家”做好孵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