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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当前独家

2023-05-30 09:20:14 | 来源:腾讯网

秦春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院研究员;教育部、中国科协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英才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近年来致力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大学与中学教育衔接、本科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北大想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相关资料图)

《教育家》:目前,清华北大30%左右的招生名额通过强基计划录取,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侧重,北京大学希望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秦春华:

站在学者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大学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是和它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的使命也刻画和塑造了学生的气质。北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救亡图存的使命和基因。这一使命和基因决定了北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北大要为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人类培养顶尖人才,除了满足学生养家糊口的需求,我们更为重要的期待是,他们能够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在过去,是救亡图存;在今天,是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这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北大人身上最为显著的印记。

其次,能够承担起这样使命的人,必然是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引领者,看得比别人远,想得比别人深,具有感召力和领导力。所以北大会特别关注学生是否有独立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不能人云亦云。

最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要在基础教育领域完善培养方式,把学生的优秀潜质激发出来。这些学生进入北大,我们要用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

《教育家》:如何把具有上述特质的学生选拔出来?

秦春华:

发现、选拔和培养好这些“千里马”,对于实现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至关重要。我们要在国家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下,用好现有政策,设计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把具备这些潜质的学生甄选出来。与此同时,还要平衡好卓越与公平的关系,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也要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平的诉求。

如果在孩子成长的最初阶段,就把优秀特质的种子深深埋进心里,他们会成长得更好。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应积极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大学学者要深入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联结,如此大学才能招到想要的学生。大学资源丰富,体育场馆、实验室、博物馆可以面对公众开放,大学教授可以给中小学生设计科学课程,等等。这些工作对于补足社会教育短板具有重要价值。

高考志愿填报,小心“庸医”

《教育家》:在高考志愿填报环节,一些家长不惜投入重金,以求将高考分数的效用最大化,不少机构推出相应服务,市场乱象颇多。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在哪里?该如何化解家长和学生的“病急乱投医”?

秦春华: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非常特殊,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锤子买卖”,服务完成后,孩子进入大学,不管是否理想,结局已然确定,无法改变,第二年又是新的家长和考生。一次性交易是一次性博弈,容易滋生浑水摸鱼、良莠不齐的乱象。有的从业人员甚至一天大学都没上过,就去指导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结果可想而知。就像找医生看病,家长本来想找“名医”,结果找的却是“庸医”,耽误了孩子的人生。因此,应当加强这一行业的门槛准入监管。

第二,现在的志愿填报的确比较复杂,很多家长搞不明白。懂的人少,不懂的人多,造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再加上志愿填报时间紧迫,家长只好“病急乱投医”。

这里我给家长和考生们提四点建议。

第一,报志愿本质上是不对称信息下的单次博弈,了解信息很重要。现在各地教育考试院都会发布相关信息,家长应从官方渠道了解信息,不要相信诱骗性质的广告信息。

第二,家长和孩子都要亲自下力气研究,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第三,从多条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如参加公益讲座、重视老师意见。

第四,如果一定要购买相关服务,家长应擦亮眼睛,拒绝不良营销和焦虑贩卖,寻找有资质的机构。

《教育家》:综合评价招生是高考招生录取模式改革的重要探索和实践,目前多地已公布今年的工作方案。如何看待这一轮改革?

秦春华:

理论上,用单一维度的分数评价复杂多面的人,是不科学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最相信的还是分数,认为看分数的评价方式最为公平。其实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生产分数的效率也不同。大量研究表明,教育投入越多,分数越高。所以我们要看分数,但不能“唯分数论英雄”。综合评价招生就是破“五唯”的重要举措。

目前很多地方和高校正在努力推进综合评价招生,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把选拔单一地挂靠在一场考试上,突破“一考定终身”的藩篱,在维护高考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给招生制度多一点灵活性,给考生多一些可能性。

教育焦虑如何缓解

《教育家》:目前,教育“内卷”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广大家长和考生感到疲惫和无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秦春华:

我在给研究生上教育评价课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评价有什么功能,学生们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筛选。很多时候,我们把评价等同于考试,把考试单纯理解成筛选工具,把人分出三六九等,比如在学校里分出“学霸”“学酥”“学渣”。有区分,就要竞争,就有焦虑,竞争到白热化程度,“内卷”就不可避免。“内卷”的本质,是过多的人追逐过少的资源。

此外,很多学校实施了分层教学,从理论上看,照顾了不同学生的禀赋和学习状况,但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带来多重影响。可能成绩好的学生一直跑在前面,越跑越快,成绩不好的学生一直落后,进而从学校延续到社会,人和人的差距日益拉开。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一定要造成如此巨大的等级差异吗?这值得反思。

《教育家》: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离这样的愿景还有多远?

秦春华:

这涉及公众对评价的认识和理解。评价与选择紧密相关。提及选择,多数人的想法是“选最好的”,至少不能比别人差。但是我们很少关心“适不适合”“需不需要”“想不想要”。更糟糕的是,我们往往会依据社会评价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例如给孩子选学校,不去了解学校是否适合孩子,而是看“这学校好吗”“哪个班最好”“哪个班主任最强”“哪个任课教师最优秀”。如果大家都去追逐那个“最好的”,势必会有很多人被淘汰。在高淘汰制下,身处其中的群体都不高兴。被淘汰者不高兴,胜出者也不高兴,因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太多不想做的事,而且竞争永无休止。

过去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考生规模庞大,招生名额少。如今事情已经有了变化,2022年高考报名的考生人数约为1193万,本专科录取人数约为1014万。“桥”变多了,本来走哪座“桥”都可以过河,但现实中存在这样一条单向逻辑链:好人生—好工作—好大学—考高分—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好的早教,我们一层一层“卷”下去,甚至要“卷”到娘胎之前。

对于什么是“好人生”,我们常常把想象力和视野局限在公务员编制里,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孩子们该多么痛苦?

此外,也涉及对大学的评价问题。我读高中时,最想去复旦大学读新闻学,而不是去北大读国际经济。在今天,如果有人放弃北大清华,会被很多人嘲笑。大学都有各自的定位、特点和了不起之处,不是非得去北大清华才能成才。如果我当时去了复旦,说不定现在是一名优秀记者(笑)。

大学原本是多样化的,但现在很多大学在争一个“最好的”名号。我们努力把北大清华办成最好的大学,可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争一争,以更高的分数线来彰显学校实力,而非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大学的多样化得到社会认可,大学主动将竞争的标尺转变为人才培养,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焦虑。

《教育家》:您认为教育怎样回归本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教育的“军备竞赛”如何踩下刹车?

秦春华: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找到在世界中的位置,让生命更有质量。教育评价的问题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清晰地表明,教育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只在教育领域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各行各业都要负起责任。

从就业角度看,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起到表率作用,转变唯学历导向,改变“掐尖”“摘桃子”的人才选拔理念。工作岗位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全部录取硕士、博士?应当留一部分岗位给高中毕业生、专科生等后四分之一的人群,让他们也有机会和希望。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也需要完善。对学校的评估,不要只看高考分数和北大清华录取率,也要看看学校里排名靠后的学生的培养质量如何,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成长。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去所谓“最好的”学校?可能孩子到了那种环境,反而因为与身边同学的差距而倍受打击,出现学习困难甚至心理问题。

《教育家》:一些学生认为将来当网红、做主播就好,不需要多高的学历,一些家长和老师认为读书的红利越来越不明显。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课堂中的学困生越来越多,成为困扰教育的一大难题。该如何破解呢?

秦春华:

我们对于很多事物,都拿“有用”和“没用”来衡量。一件事情对我没用,就不做;交朋友,这人得对我有用,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受教育要有用,读一本书要有用,等等。我们把这种功利主义极致化,变成了评判任何事物的标尺,甚至当作生活的原则。但生活不完全只是“有用的东西”,交朋友可以享受友情的快乐,读书也可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为了精神享受。

教育固然有功利性的一面,对个人而言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对民族而言可以救亡图存,对国家而言可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教育还有另外一面是超功利性,也可以说是无用性。教育可以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视角和思考方式,来从容地面对世界,理解生命。所谓“无用有大用”,对教育而言的确如此。

为什么现在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因为大家都在用简单的“有用”标准去衡量,结果发现读书确实越来越“没用”,比如哲学博士反而考不进编制。另外,社会没有根据知识和创新来给予人们相应的回报,传统科举制下读书和富贵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现代化打破,于是引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社会需要建立多样化的成功渠道。在多元共存的环境中,每个人只要有独特性,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取得相应的地位和财富。比如鼓励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予做出创新成果的人员以足够的回馈。让大家相信:在中国,成功依靠的是才能和努力,创造财富要凭借大脑和双手。这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品质。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5月刊第2期,原标题为《秦春华: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该多么痛苦》

作者 | 黄硕

设计 | 9y9

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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