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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天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的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4月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超过20.4%，消息甫一发布，便引发了大量讨论[1]。
当我们讨论就业难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是最常被提到的因素，但除了经济大环境之外，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错配也不可忽视。今年4月城镇失业率为5.2%，比2019年的年均水平（5.3%-5.5%）略低，而青年失业率却从2019年的11.9%到现在突破20%，几乎翻倍[2]。
青年就业率低迷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回顾过去的报道可以看到，“最难毕业季”、“最难就业季”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年年都会成为热议话题。
从稀缺性上看，大学生还不如20年前的高中生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而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仅为100.9万人。20多年的时间里，高校生增加了不止10倍[3]。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1998年中国职高加普高共招了930万人，但去年本专科招了1015万人。去年研究生招了124万人，比1998年本专科合计招生还要多。从稀缺度角度来讲，现在大学生可能还不如当初的高中生。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绍，对高等教育有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划分，以毛入学率划分高等教育处于的阶段。毛入学率低于15%叫做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大于15%低于50%叫做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超过50%，叫做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
199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5%，到2002年已经增长到15%，达到大众化阶段。2019年毛入学率达到51.6%，标志着高等教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4]。
最初提出这三个阶段划分的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当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入学率低于总人口的 15% 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靠天赋。当比例超过15%时，接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当参与率超过50%时，接受高等教育就成为一种义务。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过程中，文凭早已不能成为一份好工作的保证，大学生的光环也在迅速褪色[5]。
作为高等教育的后来者，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大多希望通过扩张高等教育，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在短期内扩张了高等教育系统，基本都是只花了两三个十年就达到了普及阶段。
李志民表示，中国2002年前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之后只用了不到二十年，高等教育就从精英教育阶段到普及化阶段，中间跨过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由于发展太快，全社会仍然用精英教育思想要求已经普及化的高等教育。
问题也随之而来，在高等教育扩张迅速的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以及在就业市场上的工资溢价（大学毕业生收入高于高中生的百分比）往往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高等教育扩张速度是最突出的之一。根据2012年的数据。韩国25-34岁的人群超过60% 接受过高等教育，55到64岁的人群还不到15%。这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差距高出一倍多。
高等教育飞速扩张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很快出了问题。2014年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到 60%。更严重的是，兼职和劳务派遣等非正规职位的比例很高，2012年韩国非正规就业的比率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四，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多[6]。
在东亚这些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地区，大学毕业生也变得很难找到与其学历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部分人就只能从事对技能要求低于自己教育水平的工作。过去这种现象被称作“过度教育”。
但在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晓光看来，“教育失配”是一个被公众更易接受、不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他把教育学历和职业岗位之间的不匹配称为纵向失配，将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之间的不匹配情况称为横向失配。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李晓光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陆瑶教授、上海纽约大学的吴晓刚教授合作探讨了教育失配在中国高学历群体中的情况。研究发现，国内大学生出现纵向失配的比例大约为24%。
纵向失配者的工资要比同等文凭的纵向匹配者低15%左右。同时，纵向失配者的工作满意度也往往更低，而且离职倾向更高，换工作的频率也往往更高。
从变迁趋势来看，出生世代越晚，纵向失配的情况越明显。从中国现实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高级化，中国纵向失配几率随着时期进程稍有下降。但是，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越晚出生就意味着越激烈的学历竞争，由此纵向失配随着出生世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大家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是越多了，但是同一个教育文凭的相对教育位置是下降的。在80年代，一个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比较稀缺，可在当下本科文凭已经非常普遍。同样一个教育文凭，在劳动市场当中相对位置是下降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教育失配急剧上升。”李晓光说。
和劳动力市场脱节的象牙塔
毕业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专业和岗位不匹配，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精英教育时代大学教育只是被看作社会地位的标志。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只凭着学历就能找到好工作，至于在大学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外面的世界没有太大关系。但高等教育扩张后，情况出现了变化。
高等教育扩张前，普通大学和大专的区别更为明显，普通大学专注于纯知识生产和学术教学，而技术机构往往旨在提供有能力的劳动力，强调知识的应用。但在高等教育飞速扩张的地区，这个平衡往往会被打破。
毕业生和雇主需求之间是否脱节，也和宏观的制度环境有关。李晓光介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各国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的连接强度会影响就业状况。
一项比较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研究发现，德国的高校毕业以后的失业率风险最小，毕业生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匹配度很高。关键在于，几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有结构上的差异，德国的教育系统有着更强的职业针对性，而美国的教育系统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更松散，就业更灵活[7]。
李晓光也评估了中国的情况，结果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之间的联结强度相对较低。2015年麦可思研究院的抽样调查数据也表明，无论中国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其基本工作技能普遍低于所从事工作岗位的要求[8]。
这也是学生找工作难，雇主却抱怨招聘难的症结所在。在缺乏校企合作的环境下，高校和企业都认为培养人才是对方的责任，让这个问题更难解决。
针对这点，李晓光认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自己的事情，而要注重产学研的转化，推动知识在校园和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
在产学联系方面，加拿大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以最早开办合作教育的滑铁卢大学为例，它们的本科合作教育为期5年，4个月一学期，在校学习和企业工作学习相互交替，整个本科期间可以在企业实习5次，而且往往会在不同雇主处工作以了解不同工作环境。合作项目由加拿大合作教育协会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项目适合学生学习、真正从事生产性工作、能按正式员工标准领取薪酬等[9]。
加拿大产学合作教育的成绩，和它们分权化、相对平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有关。相比强调高校科研产出的中国、美国等国，加拿大更强调大学在教育上的能力，尤其是学生的学习环境。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更偏向人才培养、为大学所在区域发展服务，而不是看重科研绩效。
在陈志文看来，加拿大这种“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也应该有更多的高校定位于服务本地、培养应用型人才。看重科研的985名校可能不该效仿这种模式，但中国有2760余所高校中，至少四分之三应该走这种路线。
同质化的专业
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往往是通过开设新大学、扩充现有大学的院系、将大专和学院升级为大学等方式。尤其是升级这种方式，能在短时间以低成本造就数量众多大学，是各国高等教育扩张期经常出现的一种办法。大专、学院在短时间内批量升级为大学，也让高等教育变得同质化[10]。
中国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李晓光表示，过去20年，高等教育内部有大量学院升大学的情况。在高等教育的分类里，大学往往培养综合性或通用性人才，而学院主要培养专业性人才。
如果专业性院校升级成为综合性大学，就需要具备相对完善的专业体系。在现有投资、专业设施都有限的情况下，新开设的大学面临着种种资源限制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个可行的路径就是去效仿那些成功大学的专业设置，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高等教育内部专业设置的趋同，最终也会影响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面，专业设置逻辑都是高度的相似，不管是985、211的还是普通本科，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的高校，专业设置都差不多。”李晓光说。“专业趋同最终导致的一个这种结果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相似的人，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人。”
高等教育这种同质化的高速扩张，自然不能带来合理的专业结构。陈志文认为，现在大学作为就业市场的供给方，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大学招生的13个大类中，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是工科，第二是管理类，第三是艺术类，第四是文学，工科之外的几个专业就业前景都不好。在高校20年来的扩张中，大量的学校设置了管理类、人文社科等开设成本低的专业。名称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无视社会需求的卖文凭。
李晓光还认为，由于制度上的限制，即使专业设置落后于就业市场的现实情况，大部分高校仍然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创新专业设置。
当然，并不是所有专业都是如此。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国家层面是有特批权的。不过这样的创新还是有限的，绝大多数专业设置的逻辑仍然是趋同的逻辑，普通高校会去模仿那些名校去设置专业。
这里暴露的一个问题是学校的自主权低下，无法根据现实情况调整专业设置。李志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管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专业计划和招生方案不是依据产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还提到了更多乱象，“大学在设置学科专业时，有的是由行政部门、领导拍板，选择能快速扩大规模的所谓热门专业。”这些扎堆开设的专业很快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近年来专业调整中撤销较多的专业，大多是多年前的“热门”专业。
专业设置趋同和国内的学科评价体系也有一定关系。近年来，交叉学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这一过程依然存在专业趋同的风险。学科交叉的本质，其实是对各个学校的专业设置的一次改革或创新，鼓励各个高校按照自身的优势专业突破学科边界、加强交叉融合和提升办学质量。但高校建设交叉学科之后，最终依然需要面临学科评价这一关。
学科评价体系的逻辑，在诱导甚至限制着真正的学科交叉和专业设置的创新。许多高校因为设置新专业时面对未来学科评价的不确定性，会模仿顶尖高校的学科交叉设置，一旦顶尖高校设置某些领域的交叉学科，则后进者很有可能会选择跟风，完全不顾自身的学科优势。因为顶尖名校的影响力，新设立的交叉门类在未来更有可能进入评价体系。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逻辑会导致真正的交叉学科设想，或者刺激专业创新的可能性，并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了新的一轮的趋同。”李晓光说。
孔乙己的长衫脱下之后
大学生就业一代比一代卷，但退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学历的泛滥没有停止大家对学历的追求，反而是加剧了对名校的追逐，体面工作的门槛也水涨船高。
曾经大学文凭能够保证一份好工作，但现在它只是参与就业竞争的入场券而已。大学生被迫参与一场无望的竞争：人人都踮起脚尖，谁都看不到更好的风景。但如果不踮起脚尖，甚至都没有机会看到风景。
对这种尴尬的处境，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体会自然是最精确的，因此才有了“孔乙己文学”、“脱不下的长衫”这种自嘲。
可放下身段并不是随便说说那么轻松，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的现象。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层的，往往被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体面工作，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钱少事多保障差的工作，劳动力在两者之间几乎是互不流通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四种行业失业率一直都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包括住宿和餐饮服务；艺术和娱乐；零售；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这四个行业和一些专业服务（房屋清洁、草坪护理等）通常工资低、比其他工作需要更少的教育、兼职工人的比例高。其中最弱势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也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集中的行业[11]。
在中国，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城乡之间、体制内外就业的待遇区别明显，有研究者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三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包括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以及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共五类。另一种划分方式则强调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待遇差别明显[12]。
中国大学生多数会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2011年的一项研究统计，从职业流向来看，四分之三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中，硕士生这个比例超过80%，博士生超过90%。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本科生起薪要高20%左右，男性、党员、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13]。
如果毕业之后进入外卖员、快递员、摆摊这些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就很难有回到主要市场的机会，这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都走上了一条辛苦得多的道路。甚至就算是送快递，新兴和民营企业快递员相比国营离职时间也更快，而离职快慢和工作时长有着显著关系，工作天数越多离职就越快。
李晓光的研究也发现，教育失配是一种长期现象，往往伴随整个生命历程。摆脱教育失配仍有可能，但往往是在职业发展的早期，中年之后可能性就很小了。“只有凤毛麟角的人能从教育失配当中摆脱。”李晓光说。
李晓光与合作者郭小弦、李韵秋的新近研究中发现，教育失配者比教育匹配者的工作跳槽频率更高，但是工作跳槽并不是摆脱教育失配的保证，绝大多数跳槽者也不过是从一份教育失配的工作转到另一份教育失配的工作。
这也意味着，“孔乙己的长衫”如果脱下来，想再穿回来就很难了。相比于做出这种艰难的决定，更多人选择了二战考研、二战考编。这也是无奈但合理的选择，只要劳动力市场的鸿沟仍然存在，弱势行业的待遇无法提升，毕业生就只能卷起来，竞争那些不多的岗位。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3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 国家统计局.
2.数据概览：2019年1—12月份就业收入相关数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数据 | 24年间毕业生人数增超10倍，2023届毕业生就业更“难”？-新浪网
4.王建华, & 邬大光. (2003). 论争与反思--对我国高等教育"前大众化"阶段的思考. 现代大学教育, 000(001), 48-52.
5.Trow, M. (1973).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6.Mok, K. H., & Jiang, J. (2018).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graduate employ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East Asian experiences and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63, 44-51.
7.Bol, T., Ciocca Eller, C., Van De Werfhorst, H. G., & DiPrete, T. A. (2019). School-to-work linkages, educational mismatch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2), 275-307.
8.赵晗. (2015, November 5). 全球教育学者：大学教育普遍与职场脱节- 财新网.
9.查强, 朱健, 王传毅, & 杨秋波. (2015). 加拿大大学均衡性和产学合作教育的发展.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05), 101-107.
10.Chan, S. J. (2017).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the case of Taiwan.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Diversity of Learning and Changing Labour Market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01-218.
11.Lambert, T. E. (2023, January). The Great Resig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pp. 1-14). Routledge.
12.杨金阳, 周应恒, & 严斌剑 (2014). 劳动力市场分割、保留工资与“知识失业”.
13.马莉萍, & 岳昌君. (2011).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3),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