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国际教育频道
2023年6月初，教育部官网公布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再创历史新高。针对高考体制利弊，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教授撰文，刊登在“中华好学者”官方微信公众号，引发了对高考体制、应试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国际化等热点的深入思考。出身普通家庭的施一公承认，自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经过长期反复练习、备考，他取得文理科成绩的平衡，巩固强化基础知识和技能，最终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清华大学。
(资料图)
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解放后，民国的精英教育逐渐让位于新中国的大众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不过，在教育最公平的年代，应试教育的升学体制更青睐循规蹈矩的学生。
“过分强调公平会对卓越产生压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进行相应的教育。”施一公辩证、客观的评论能否改变高考体制呢？
“高考应该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自主权，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让一些单科天赋异禀、创造力超强但不适应传统高考制度的学生也能脱颖而出。”
其实，施一公提到的“更多自主权”触及国内“统考统招”的根本体制。
2003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选取90所高等院校作为试点。
从全国而言，自主招生的范围和数量都非常有限。实施自主招生的院校，自主招生规模不超过录取总量的5%。
然而，由于这批试点大学集中了几乎所有985名校，示范效应明显，社会影响很大。
2003年教育部设立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打破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一元化模式。
不过，在试点推行过程中，“效率与公平”之争始终存在，很难兼顾。2014年以来，教育公平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高考加分项开始逐步取消，标志着国内高校招生“自主权”受到限制。
2019年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强调“要在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
2020年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至此，全国高考又开始回归“裸考”模式。
作为科学家，施一公对中国科研人员的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都如年轻时的我，倾向于选择保险、可靠的科研方向。而犹太裔科学家则更愿意挑战，选择冒险、创新的研究方向。在做出最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中，中国人远少于犹太人。强调标准答案、追求既定目标的保守思维方式是直接原因，而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根源。”
如果将中国高考和“美国高考”SAT比较，高考成绩在中国大学的录取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SAT成绩在美国大学录取中的分量。
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内高校“严进严出”，海外高校“宽进严出”。
由此，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形势下，中国学生和家长开始选择“填报国际志愿”，即申请留学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高考后留学是“用脚投票”的模式，反映出教育市场的供需关系，也是从被动国际化向主动国际化的选择过程。
教育国际化是另类的教育公平，是对教育公平极端化的修正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