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枚乘《七发》
(资料图)
小时候，我们并不懂得怜惜草木。女孩子把一种三叶草从根部折断，让它们的叶子互相卡住，然后往两个方向拉扯。哪一根三叶草断了、裂了，持着草的主人便算是输了。胜利的孩子欢呼起来，输了的就急急忙忙躬身去找一根更大更壮的。如果刚巧寻到一根长着四片叶子的，便擎起来，骄傲地叫着：
“看，我这是四叶草，比你的三叶高级多了！”
走在村道上，如果两手空空，孩子们会忍不住折一根竹枝在手里，一面走，一面抽打路边的花草。秋天的野花开得茂盛，紫色的臭草花、白色的鬼针草花、黄色的野菊花……我不忍心看这些花被打碎，就只拣野茅草轻轻拨打。到了冬天，野茅草的叶子会变成像淡黄色的纸条，可抽出一条条絮状物。远远望去，就像一支支白色的蜡烛，在风中摇晃。茅草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植物。妈妈用背带背妹妹出圩时，总要在路边扯两三条茅草叶，折叠成一个小包，塞进背带缝里，口中还念念有词：“妹妹听讲啰，睇牛出圩啰。”草叶小包跟着妹妹逛了一圈圩镇，又在妈妈念叨着“妹妹听讲啰，睇牛转屋啰”中回到家里，然后丢弃。那皴裂了的草叶落在泥地上，是竭尽全力后功成身退的小神。
茅草的叶子一根根笔直地从地上伸向天空，长到一定高度，叶梢会微微弯曲下来。一整片茅草长在路边，也很好看。在茅草掩映之处，会突然冒出一个挖空的泥窟窿，里面蹲着一只骨瓮。妈妈说，那只灰黑色的坛子里，保存着一个人完整的骨头。故乡的殡葬习惯，人死之后，先用木棺材土葬，三五年后选黄道吉日再开棺“捡骨”。那时，木质的棺材已经朽烂，里面装殓的遗体，血肉都已消融，只剩下一具骨架。如果坟地选得好，骨架会完好无损，并呈现一种淡淡的金黄色，像瓷器一样闪着釉光。儿孙们将此视为吉兆，并感到自豪。反之，骨头可能会被水泡成黑灰色，或者被虫蚁咬噬了一些部位。儿孙们就会因此垂头丧气，深感自己成了不孝之人。骨头捡起来，用白酒洗净、晾干，再按脚掌、小腿、大腿、盆骨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小心翼翼地叠放到骨瓮里，然后盖好，封上纸钱。走路时，猛然看到这样的骨瓮，我在害怕之余，总会不无同情地想，人在这样矮小的骨瓮里，只能可怜巴巴地蹲着，手和脚都无法舒展了。不过，那种情状，跟胎儿在母亲体内蜷曲是差不多的。这也是一个隐喻：人死之后重新回到生命初始的状态，永远蜷睡于大地母亲的体内。这些骨瓮最终还是要另择吉日，隆重地葬入严格选择的墓地当中。但故乡没有公墓的概念，而是由风水先生十里八乡地勘查探访，择宝山而葬。这样，一个家族的先人往往四分五散，占据着不同的山岭。年年清明和重阳，儿孙们前去扫墓，就要翻山越岭、东奔西跑了。有些墓地因为葬得太远太险要，年代久远之后，会渐渐被人遗忘，最终完全被汹涌的野草淹没。
村里演过采茶戏后，女孩子开始流行“戴耳环”。把红薯叶撕成硬币大小，再把梗撕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段与段之间靠半透明的草皮连系着。挂在耳朵上，这冰凉、翠绿、有草汁气味的耳环便轻轻晃荡。再披一块床单，便可扮演成小姐、丫环了。妮子甩开枕头巾做的水袖时，我发现她的指甲是红色的。一问，原来她家种了凤仙花，那花瓣的汁液可以染指甲。谁跟她好，她就帮谁染。一时间，村里的小姐妹都争先向她示好，我也不例外。
爷爷的一个堂弟，我叫他十祖叔，专门挑着担子走村过镇地卖戏服头饰，非常受女人们喜爱。有些女人并不唱戏，却攒下钱，从他手里买一支珠钗耳环什么的，拿回家藏在箱子底下。不外出的时候，十祖叔坐在院子里做针线活，把一根根彩色的丝带小心地缝到衣裙上去。我们在门口探头探脑，但没有人敢走进去。其实他并不凶，有一回在路上碰见，他还给了我半块饼干。我们怕他，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老婆孩子，因此显得有点奇怪而神秘。他有一间阁楼，据说专门用来存放“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他去世后，采茶戏已经不再流行，但我每每想到那楼里的戏服珠钗从此蒙尘、朽坏，还是觉得十分惋惜。
藤酸子是一种长在山上的浆果，果实如小指头般大，没熟的时候，是硬邦邦的青色，酸得无法入口。男孩子截一段无节的小竹管，把藤酸子塞进去，用棍子迅速地一捅，那小小的青果便发出破空之声，如子弹发射，在“敌人”的衣衫上印下淡淡的青痕。他们在口袋里装满“弹药”，研究种种战术，互相攻营拔寨，闹腾得不可收拾。
藤酸子熟了的时候口感酸甜，大人孩子都爱吃。它的叶子是淡淡的酸，偶尔也可以解解馋。三叶草柔弱的草茎也是酸的，一咬，那淡绿的汁液就溅落在舌头上。我们被大孩子领着，什么草木都想往嘴里放。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比如“羊角扭”，两只尖尖的果实成对长在一起，吃了会中毒。更毒的一种叫苦蔓藤，听说又名“断肠草”，光听名字就很恐怖。“漆木”则连碰也不能碰，碰了，皮肤会又痒又痛甚至红肿溃烂。
农历七月，中元节之后，漫山遍野的稔子熟了，拇指大小的果实呈紫红色，像肿胀的乳头，圆鼓鼓地凸现在枝头上。我们一天到晚待在山上采稔子，一边采一边塞进永远饥饿的嘴巴里。最饱满、最甜美的稔子往往长在坟地里，胆大的孩子才敢去摘。有一次，我一路追寻稔子树而去，突然一脚踏空。定睛一看，眼前横七竖八散落着腐朽的木板，板子上还残留着黑色的油漆。那明显就是一处刚捡了骨的坟地。我顿时头皮发麻，呆在那里动弹不得，手上的稔子撒了一地。
故乡的草木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开始，是我们的零嘴、玩具，还是我们的药。小时候感冒咳嗽，妈妈就把鱼腥草切成段，舂出汁来，放点白糖拌一下，然后冲少量开水，让我趁热喝。那股浓烈的腥味灌进肚子，像游进去一尾液体的鱼。这方子非常有效，妈妈于是在房前屋后每个旮旯都种上了这种耳朵状的草。还有一种黑墨草，花朵像微型的白色向日葵。用它煮汤，会得到一锅蓝黑墨水。打一只鸭蛋进去，蛋白也被染绿了。这道“黑暗料理”的享用者不是我，是妹妹。有一段时间她变成一个脆弱的“血袋子”，打个喷嚏，咳个嗽，或者跑跳得太厉害，血就会像蚯蚓一样，从她的两个鼻孔里爬出来。按土办法，让她仰头看天，给她的额头上拍凉水，把红薯叶卷成小卷塞进她的鼻孔里……统统没用。妈妈心急如焚，到处寻求秘方。是这个黑墨草加鸭蛋煮汤，治好了妹妹。
寒冷的冬天，池塘上结了薄冰。我和兰姐一起去捞浮萍。那些指甲盖大小的浮萍，被冻得硬硬的，绿色里泛着淡淡的紫红。赤脚踩进池塘边的浅水里，一下子，尖锐的冷就像藏在水里的蛇一样窜出来，咬住了我的腿肚子。冷得久了，腿脚会麻木，然后，奇异地发起热来。这些浮萍挑回家可以喂猪。那时候没有饲料，找猪草是每天的常规劳动之一。
青黄不接时节，人们能吃的蔬菜永远只有苦荬菜。早上炒一盘放在饭桌上，一直吃到颜色发黑，也还是吃它。油盐少，苦荬菜吃起来是硬的，带着一股涩味。妈妈的做法是：先将苦荬菜用开水焯一遍再炒，叶子和梗都变得柔软了，比较容易入口。春夏之交，开始吃空心菜。一场急雨过后，太阳鲜鲜嫩嫩地照着山林，蘑菇悄无声息地冒出来了。空心菜配蘑菇，算是上等菜了。一种“黄猄菌”长得遍地都是，我们捡起来毫不费力。但妈妈怕有毒，她拿着蘑菇篮子站在屋边，皱着眉头挑来拣去，每每有路人经过，就问人家：“这朵有毒吗？这朵能吃吗？”
吃蘑菇中毒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吃木薯被“惑”却时有耳闻。“惑”是土话，意思是吃了木薯后头晕呕吐，严重的甚至一睡不起。妈妈把剥了皮的木薯扔到房顶上，任它们天天被太阳晒着，被风吹着，甚至被雨淋着。过了一段时间，原本白生生的木薯变成灰色，有些还黑了半段。妈妈把它们取下来，草草冲洗一下，放锅里蒸。吃起来绵软糯口，但有一股泥瓦气味。
木薯有多种吃法。最常规的是刮去表皮，剁成块状，晒干后打成粉，煮粥的时候加一些。这粥猪也吃，人也吃。刚开始觉得不错，滑溜溜的。吃多了，嘴里淡得直淌口水。妈妈在锅里涂一点点猪油，把木薯粉捏成粑粑，煎得焦香焦香的，也能哄我们吃几天。看我们嫌弃木薯，妈妈痛心疾首，给我们讲起过去的艰难岁月：野草吃完了，剥山上的松树皮来吃，导致松树一棵棵枯死。还有人吃观音土，吃多了，拉不出屎，活活憋死……我听得目瞪口呆。那松树皮又厚又硬，怎么吃？妈妈详细解释，是用刀刨了外面的厚皮，再慢慢刮取里面柔软的那层。我照着操作，刮下一点树皮尝了尝，有点湿润，有点松香，更多的是苦涩。我呸呸呸地吐了出来。
最单调乏味的活计也是“刮木薯”。小板凳坐着，小篾片拿在手里，旁边是如山堆积的木薯。要一下一下地把木薯紫红色的表皮刮掉，单调、重复，刮不完地刮，愚公移山地刮……
木薯叶长长的叶柄是纯粹而好看的紫红色，柔韧性很好。有一次，妈妈采了一把木薯叶，用叶柄给我编了一顶小小的轿子。它的精巧、复杂使我惊喜，但仔细端详，这轿子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红色杆子，没有空间可以乘坐千娇百媚的新娘。我把它放在窗台上，让它自己一天天黯淡、枯萎下去。
听说，爸爸十七岁那年，爷爷奶奶惨死于仇家之手。因害怕被“斩草除根”，爸爸于黄昏时分挑了一对箕畚，假装去地里挖木薯，连夜逃离了故乡。我想象，那天夜里，风呼呼地刮着，木薯摇着纷乱的叶子遮蔽着什么，或者是为远去的少年摇头叹息。从那以后，爸爸似乎喜欢上了远走他乡。即使是风平浪静之后，他还是一次次离乡背井，到外地打工。过年前，他才背着一个蛇皮袋回来。那蛇皮袋里，装着简单的衣物和一把砌砖刀——那是他在城里谋生的工具。
春天一到，茶树冒芽了，我和妈妈就天天去采茶。日复一日地采摘着茶叶，我竟感觉自己渐渐变得宁静、舒展，似乎浑身上下长满了眼睛和耳朵。我能看到一垄垄茶树整齐排列的样子，能看到茶叶边缘那细小而柔软的起伏。雨天，灰蒙蒙的天空上，细雨像筛面粉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晴天，白云一朵朵饱含着水汽，懒洋洋地流淌着。我能听见茶芽被拗断时发出的声音，一朵茶叶落入篓中，与其他叶子产生了轻微摩擦的声音，泥干被晒得酥松了，在我鞋底裂开的声音。要是偶尔飞过来一只蜜蜂，那嗡嗡的声响简直像一架小型直升机。我沉浸在这种奇异的境界当中，仿佛什么都在想，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想。我仿佛抽离了肉身，在半空中，在茶树底下，在微笑，在瞌睡，在飞翔……这种状态会被妈妈打破，她说：“我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知道她的意思，其实是指她嫁到我们村的时候。按她的说法，好像她在外婆家里出生、长到二十岁，也不过是稀里糊涂的“寄居”。要到结婚那天，她才算真正“回”到自己的家。我感到一阵迷茫。难道我也是暂时寄居在妈妈家的吗？以后，我又将“回”到哪里去呢？
白天去采茶，晚上就要炒制茶叶。火要旺，铁锅已隐约见红了，才能把茶叶倒进去，用木制的叉子翻炒。把茶叶炒热了，软了，再倒进圆簸箕里，趁热用手顺时针揉搓。茶叶变凉后，要重新回锅加热，然后再揉搓。如此反复三四次，茶叶变成蜷曲的褐色小条，再倒入锅中摊薄，小火烘干。就在这个过程中，茶叶中的黑色胶质析出，深深地渗进手掌的每一条纹路，要好几天才能褪去。有时，夜深了，我已经睡着了，妈妈还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忙活，直至天亮。那带着焦香的茶叶味儿一直弥漫到我的梦境深处。
当然，在故乡，最重要的植物肯定是水稻。每年夏天“双抢”大忙，太阳毒辣得晃眼，打谷机转得人口干舌燥，稻谷一喂进去，禾叶碎片、尘土漫天飞扬。刚开始，我和哥哥负责“递禾头”，把割倒在地的稻穗一捆捆地递给打谷的大人。我们赤着脚、蹚着稻茬，气喘吁吁地来回奔跑。被惊起的大头蜢、禾虾也跟着我们慌里慌张地跳着，飞着。后来我也学会割禾了。镰刀咬住稻秆，吭哧吭哧地吃进去，再吭哧吭哧地拖出来。我埋头苦干，偶尔站起身来回头看看，嗬，我竟然割了这么多稻子，心里有点骄傲。再一看，妈妈早已割到很远很远的前边了，远到我怎么也追不上，我就有点泄气。
割了稻谷挑回家，要摊在地坪上晒。妈妈去锄田，我就负责晒谷。谷子湿漉漉的，连同稻叶、碎絮一起摊晒。要用钉筢一次次将杂质耙出去，用板筢将稻谷一小垄一小垄地翻身，还要用脚一趟趟地在稻谷中蹚开小路，让它们早点干。赤脚走在滚烫的地坪上，稻谷尖尖地扎着脚板，我心里想，原来我的脚也是这么好的晒谷工具。然而，我实在不是一件合格的工具。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沉迷于“闲书”（妈妈的原话），经常把稻谷忘记了。直到十二祖叔大喊：“落水了，收谷了！”我才惊跳起来。夏天的雨来得又急又猛，哗啦啦地砸下来，把地坪冲刷得干干净净，来不及收好的稻谷会被水流冲走。
十二祖叔是我爷爷的弟弟，他不种田，似乎以捉鸟和卖鸟为生（那时还没禁止捕捉鸟类）。他家的屋檐下、院子里、厅屋里，全是一只只鸟笼，里面关着画眉、鹧鸪、鹩哥等各式鸟儿。因为女儿远嫁了，妻子去世了，他也是孤身一人住着。但孩子们却不怕他，常常跑来逗弄那些鸟儿。他种了很多鸡冠花。这种红色的肉肉的花朵，不是本地物种，但适合孩子们摘下来当肉切，切好了就放进瓦片做成的锅里炒着过家家。他会看天，每次都能看出哪一朵云将带来雨水，以至人们总爱找他打听天气情况。弥留之际，妹妹去看他，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她说：“你走远点，我呼出的气对你不好。”妹妹后来一遍遍地对我复述这个细节，那个已经气若游丝的人，用他最后的力气呈现内心的善良。
妈妈把所有的水田都用锄头翻了一次后，放满田水，我们就要用脚把这些成块的泥土踩散，把稻草和稻茬翻到泥下。一块田反反复复踩着，直到稻草、泥土与水都融成软烂的一体，就可以插秧了。秧苗扎根后，田里的杂草冒头，又该薅田了。光脚，用脚指头拔杂草，或者直接把杂草用力踩进泥里。一块水田，从清空到重新收割，重重叠叠的，也不知道要印上多少层脚印。
妈妈对插秧这件事要求很严格，大概多少行距、株距都有规定，同时，插的深浅也要讲究。妈妈是语言大师，往往在劳动时展现她惊人的比喻能力。比如渴得不行的时候，她说：“简直是上甘岭！”如果我把秧苗插得太深了，她会问：“你是想插到阎罗王屋顶吗？”插得太浅了，她又说：“你是不是打算晒死它？”
后来抛秧技术很快普及，人根本不用下田，站在岸边把秧苗胡乱扔下去就行。妈妈对横平竖直的要求完全作废，她愤愤地说：“这就是戳花整个田就完事嘛！”
十一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往梧州市苍梧县姑妈家寄居，并进入龙圩镇中心小学读书。从此，我在故乡的童年就结束了，我成了故乡的“客人”，只在寒暑假回来“做客”。这期间，我家在村头建了新房子。没过几年，老房子就坍塌了。腐朽的横梁和瓦片掉落地上，被疯长的野草掩盖。厅屋里原本放摇篮的地方，长出一株枝繁叶茂的野桃树。我眼前出现的摇篮幻影，就在桃树碧绿的叶子里来回晃动着。那躺在摇篮中的人儿，不知道是我，还是我的妹妹。
年岁渐长，儿时的姐妹如同蒲公英随风飞散：兰姐、妮子，和我一起戴过红薯叶耳环的女孩，都出嫁了。最远的嫁到澳门、台湾，最近的，就嫁到镇上或者附近的村落。这些女孩再回到故乡的时候，无一例外，迎接她们的，都是一声“又来啦”的问候。我也是一样的。有时，我会因此而茫然若失。这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但却不是我“于归”之地。
不再外出打工之后，爸爸种了很多沙田柚。这种树看起来并不起眼，巴掌大小的叶子憨厚朴素，但它的管护却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用我妈的话来说，侍候它，跟丫环侍候小姐差不多。控梢、除虫、施肥、授粉和套袋、采收，都很讲究时间节点，错过了其中一环，就等于错过了一年。沙田柚收益不错，茶山便逐渐被忽略，连水田也有一半荒芜了。不久，哥哥娶了嫂子，家里多了侄女侄子……这些变化，好像与我有关，又好像，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然而，感情上，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把婆家当成我终于“回去”了的家。故乡这个词语，变得似是而非了。
人到中年之后，来自故乡的消息，便多了一些生离死别。被遗忘在记忆中的人，突然因死亡而被重新记起。在路上相遇，给过我一块红薯的，叮嘱我不要在水井边玩耍的，见我的担子太重帮我挑过一段路的，惊讶地说我突然长高了的……都是些擦肩而过的温暖，都是故乡的一部分。就像故乡的草木，与我的生命发生联结之后，就会永远地将它们的汁液、清香留在我的生命深处。
最令人恻然的是那些意外身亡的人。邻家叔叔唯一的儿子，二十岁不到，去县城同学聚会，酒后开摩托车回家，撞向路边的护栏，就这样没了。另一户人家，母亲前两年中风逝世，父亲远赴浙江投奔儿子，没料到才三十多岁的儿子夜里突发心脏病去世，只剩下可怜的老父亲孑然一身地回乡。果园跟我家相邻的伯伯，在暴雨倾盆的夏夜出门看护田水，却因一根掉落水中的电线触电身亡……妈妈给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言语间充满了一种“这都是命”的驯服和惊惶。
前年冬天，八十五岁的四伯父平静仙逝，我回去奔丧。送葬的队伍走在弯弯曲曲的村道上，灵幡在风中招展，悲伤被烦琐而庄严的仪式冻结着。遥遥传来鞭炮声，那是队伍前面，有人用鞭炮为四伯父开路，也提醒村人们回避。每到一个路口，路边都有一个小小的火堆。火苗微弱，那些随手扯来的草木都已烧成炭、化作灰，只有一缕缕青烟袅袅升向天空。那是村人在用火堆向四伯父告别，也是用火堆告诉逝者：毕竟天人永隔，从此各自安好，无须惦记了。
——活着的人是这样矛盾：既担心亡灵因割舍不了尘世来打扰家人的安宁，又希望亡灵能好好庇佑家人的幸福吉祥。
四伯父是一个思维非常活跃的人，在村人只知道种地养猪的时候，他已经学会收购附近的猪肉，搭班车贩卖到梧州去。他家的饭桌上几乎天天有肉，我和妹妹都喜欢去蹭吃。那些香喷喷的记忆，给我饥饿的童年抹上了一点油亮的色彩。后来，四伯父买回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锁在高高的木制电视柜里。每天下午三点，《射雕英雄传》准时开播，电视室里就挤满了人。大家都仰着脖子看黄日华演的郭靖拉开了弯弓射大雕。四伯父就像剧中的江湖大哥，豪爽侠义，家中经常高朋满座。
由四伯父开始，我想起了另外一些逝去的亲人。我的爷爷奶奶、会缝制采茶戏服的十祖叔，擅长捕鸟的十二祖叔……还有前几年去世的五伯父。五伯父从小被过继到岑溪盘古，成年后到梧州承包了很多建筑工地，我的爸爸和很多乡亲都曾经在他的工地上打工。他就葬在岑溪盘古郊外的山坡上。我过去送葬时发现，那里的草木，与故乡的依稀相似……
送葬的队伍离开村道，走向田野。收割过后的稻田空旷着，连麻雀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茅草在路边的荒坡上随风起伏，擎着一根根白蜡烛。我似乎能看到一支缥缈的队伍，那些先行逝去的人，都在前面，隔着辽阔和苍茫的时空看着我们。而茅草就在我们之间摇动着，仿佛在虚幻中燃烧，又仿佛是真实的冥纸在哗哗作响。这些单薄的野草，用它的柔韧消弭了生与死的坚硬界限，保护着我们在尘世行走的平安，也是记录我们命运的草简。
按照事先被反复叮嘱的习俗，我们把四伯父送到山上，围着已经挖好的坟地遥遥地转了一圈，然后躲在荒草当中脱孝。这样，当我们下山去，便不再是戴孝之人，行走四方也无须忌讳了。我在乱草当中走着，突然被谁扯住了衣衫。惊恐当中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蓬金岗藤。它的藤蔓上长着倒刺，钩到什么都会扯住不放。妹妹帮我将倒刺一点点扯开。就在那短短的几十秒钟里，我认出了很多似曾相识的草木：松树、藤酸子、菟丝子、稔子树、鬼针草……它们长得很茂密，遮蔽了上山的小路。好像这些年来，它们也像朴素的乡亲们一样，努力地繁衍生息，以“人丁兴旺、瓜瓞绵长”为荣。或许，它们是故乡的另一种形式？那些蒙尘的叶子、沧桑的枝条，就是亲人们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面庞：那两株并肩站立的松树是我的爷爷奶奶，枝叶坚硬如针的杉树是我的四伯父，十祖叔可能是一棵红椎木，十二祖叔呢，一定是山脚下那丛苇芒，可以吸引很多鸟儿来筑巢。那么，我呢，如果我死去，会变成什么？我会变成一株菟丝子，一直缠绵于故乡的土地吗？还是变成一棵鬼针草，依附于某一个人身上离开故乡，走得越远越好？
这些挨挨挤挤的草木，它们也是一支队伍啊，一支静默于漫长时光中的队伍。在我偏僻的故乡，在被人忽略的山野起伏处，这一支队伍发芽、拔节、开花、结果、枯萎，度过寂静的一生。它们的摇落是如此轻盈，承受不了一滴清晨的露珠。它们的荣枯又是如此厚重，蕴藏着整个大自然的供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命运与它们何其相似！我们本身亦不过是世间草木的一种，最终也将枯萎于大地的怀抱。一瞬间，就像一枝野花被风推动，我踉踉跄跄地奔下山去，泪水潸然而下。
【琬琦，本名肖燕，广西容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九届高研班学员。曾在《作家》《小说界》《诗刊》《星星》《广西文学》《飞天》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作品被《长江文艺·好小说》《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转载，散文《遇见树》收入《2021年中国生态散文》，曾获《诗刊》全国同题诗大赛一等奖、《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