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我一有空就跑去乡下，实地走访案头文献里提到的那些地方。在此过程中，也经常能听到乡间农民讲述的各类故事。我发现，在有的僻远山乡，讲故事的人虽然只是粗通文墨，但他们自有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这些人可能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平素非常喜欢阅读《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故事。因此，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传统小说之框架，加上对现代政治的一些理解，拼凑出清末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听起来，虽然多是干宝搜神齐谐志怪，但似乎倒是颇为独特的另类解读。
一
(资料图片)
去年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偶然翻到一九二八年一位耄耋老人的自传，颇感兴味盎然。此一抄本分量不大，仅寥寥数页，其中提及“予前清贡元黄世表，字子行，号慎庭，寿八十八岁，四代同堂，自号双桃先生”。“贡元”也就是贡生，本指由府州县学升入京师国子监的生员。
关于黄世表的身份，自传中有一段，谈及其人对一生财产与开销的自我总结，包括“租谷”“屋宇”“婚姻”等。在“租谷”部分，他写道：“交我手五十担，分家日二百担，田置二千银。”这应当是说其父交给黄世表的租谷有五十担，可能后来因其经营有方，铢积寸累，及至兄弟分家时，租谷积有二百担，并花了二千银元购置田产。另外，在“屋宇”部分，黄世表指出：他在三十七岁和七十岁时，分别花了“八百银”和“七百银”盖了房子。为父亲建造坟茔时，所用坟石花了一百零（一百多元之意，下同），为自己造坟则大概花了九十零，安葬则需要五十零。而在“婚姻”条下，他详细罗列了长兄娶妻，以及自己迎娶妻妾、儿子成亲和女儿出嫁的费用，从三十元到一百五十余元不等。此外，桑柘影斜人多扶醉，乡间还有各式各样的寺庙及会、社，所以书中还列有“捐缘”一目，其一生的花销大约在“二百余元”。除此之外的一些开支，如“争讼一百零，完粮三百零，丧门七十零，饮酒六十零，送年数十元”。在传统时代的农村，若套用《左传》中的一句古语略作改易，则“村之大事，在祀与讼”——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共同生活，闾阎鹅鸭之争在所难免，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因细故兴讼的事情屡见不鲜，相应的争讼开支亦颇为可观。另外，“饮酒”和“送年”两项，应指平常及岁时的人情交际，皆注明“谅亦不知数”，说明这只是粗略的估计。自传还提及，他在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和八十岁时分别都办过寿筵，其中的八十大寿花了将近一百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个人功名之获得，有着明确的记载：“监捐，四十元；贡并旗干节，六十元。”由此可见，他的这个“贡元”是捐纳而来的。纳贡成功之后，通常便要在门前竖立旗杆壮其观瞻，以夸耀于乡里。对此，近人杨淡风在《永嘉风俗竹枝词》中有所解释：
读书只恨落孙山，纳粟不捐从九衔。
捐个监生真合算，跟亭要好着蓝衫。
从前揭自传来看，“监捐”仅花四十元，只是略高于娶妾的一项开支，与嫁女之费用约略相当，所以杨氏才会说“捐个监生真合算”。这里的“合算”不仅是指价格，而且还在于它所带来的现实荣耀。竹枝词中的“跟亭”，也叫“跟香亭”，系指民间迎神赛会时的一项活动。“跟定香亭步不移，老爷此缺却稀奇，辉煌顶帽车尘里，也算从龙扈驾时。”由于监生与秀才一样可以身着蓝衫，所以有资格在“跟香亭”时招摇过市，借以在乡里彰显自身的地位。也正因如此，黄世表才热衷于捐资纳监。不过，上揭竹枝词中“读书只恨落孙山”一句，也说明以便宜价格捐来的此类监生，其人文化水准通常比较有限，这也就是该册抄本字迹蹩脚的原因所在。
另据抄本封三的记录：“余舍前有桃树两株，大而且茂，故自号双桃先生。”此一自号显然颇为俚俗。而在“双桃先生”之下，还有“亲笔记”三字。若将自号与书中歪歪扭扭的笔迹结合起来看，黄世表的文化程度明显相当有限。不过，他说自己生不逢时：“哀吾生之不时，见天下之两朝，遇寇四次，土匪有数次。自幼以至耄耋，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此处的“见天下之两朝”，当然是指他由晚清入民国。阅历世变的黄世表纵笔直书，将一生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颇为生动、细致，这无疑是我们考察晚清民初地方社会的珍贵文献。
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宁波人郑传笈出任浙江泰顺教谕，他入境为官观风问俗，撰有《泰顺风土记》：“泰邑万峰环绕，辟山为城。……城内分四隅，惟县前、太平二街较繁盛。然列肆居者，资本巨者仅数百金，仓卒间欲筹现金，十且不得。……山溪险阻，茶、铁外无物产。远方商贾皆不至，惟昔日闽客之赴瓯者，往来多取道下来。贫民既得以肩负食力，富者亦借转运茶、铁以起家。自轮船行后，闽商改趋海道，而近年洋茶、洋铁盛行，泰地途远费巨，无过问者，而民间之贫困益甚矣。”泰顺一带地僻贫瘠，除了茶、铁之外，只有种竹造纸稍微有点利润，但从总体上看，随着晚清经济格局之变化，特别是东南沿海轮船的开通，泰顺社会的贫困程度愈益严重。
黄世表生活在泰顺一个叫上洪的地方。这个上洪村位于洪溪上游，因溪水而得名“上洪”。该村四围青山叠翠，村中的绝大部分民居建筑都沿着洪溪两岸兴建，形成了依山傍水的格局。根据黄世表的讲述，在一九二八年时，上洪“人有千余丁，家有二百余灶，屋有大小六十五座”，村落连阡，山水潆回，应是东南低山丘陵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村落。
抄本的前一部分为其人的生平“事迹”，兼“谈治乱丰歉”，其中首先提及：
余生于前清道光廿一年辛丑九月廿一日戌时。余少多疾病，五岁不行。至于十二三岁，日日牧牛，日出而去青山乐，日暮而归家里游。十四岁甲寅，多奇异，天星有尾有须，地能动能响，摩天龙，岁荒歉，天下乱，地方抢劫，各处岛[捣]乱，长毛洪秀全造反，杨秀清为军师。又有林俊、刘永福等，大戬浙江杭州，攻三载，城内粮彻底食尽，室如悬缶[磬]。破城内，人民去一半，自毙者多。我十六岁，长毛到景宁，外磜马行不过，未至泰顺。十八岁，余本业农，躬耕田亩，苟全性命于乱世，非由于儒门，不幸运途乖舛，家门不利，有逆无顺，忧患常临……（方括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田舍翁一生流水，光阴如梭。从中可见，黄世表生于一八四一年，从小是个放牛娃，栖止于蕞尔偏隅，朝夕饔飧。及至十四岁时（应是一八五四年前后），他说当年“长毛洪秀全造反”，一八五六年太平军打到景宁，差一步就到了泰顺。接着，他又说自己五十六岁时，“国朝皇太后（名慈禧），蒙古女，掌权势足，无辜腰斩林则儒孙林旭，朝内乱而国危矣。国债倩如山。五十八岁，……国内外番，进入朝廷作乱，光绪皇逃去陕西，牌主金作二十余个，番子抢去，不能追回”。这些，显然是在讲述他所知闻的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前后之“历史”，其中充满了“空嗟覆鼎误前朝”的感喟，当然也夹杂着浮言入耳之失真。
接着，黄世表又提及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孙文、黄兴、犁[黎]元洪结义，革命党欲夺朝廷。”与此同时，还提到清末的改革：“六十二岁，皇太后无权，光绪昏，听朝臣，兵营截，考试停。”从自传来看，黄世表六十二岁时，相当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再接着，他又概述了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军阀混战：
七十一，辛亥年，革命党，起义造反，八月廿八夜，结义反去，势如破竹，宣统皇，奔归满州［洲］。七十二岁，壬子年，换民国元年。……朝廷孙文、袁世凯等，相议之误，不立君，而设大总统，才能者轮，懦弱者无。未几载，国内叛变，此独立，彼独立，天下乱纷纷，各处作岛[捣]乱，大闹中华，争世界，民众苦甚，万物征税，万物高昂，贵之已极。谷廿斤大洋一元，斤米钱百二，斤盐小洋一角……
黄世表七十二岁时，正是一九一二年。此后的世局沧桑，让一般民众时感风来欲雨，颇多骇听惊涛之惴惴——从民国肇建到袁世凯称帝及其垮台，再到北洋时期的天灾时变乱离兵燹，百姓生活愈益困顿，这也是黄世表等基层民众所切身体会到的。
除了大历史之外，生活在泰顺乡间的黄世表，对于当地的大事也有不少记录：
番藷：海南番子为粮，乾隆末到此；
麦豆：嘉庆初到此；
海布：咸丰初到此；
谋[煤？]油：同治中到此；
…………
种牛痘：光绪初起，前并未有；
洋火：同治初到此；
时辰钟：大英国造，咸丰初到此；
家谱：程夫子设。
上述首先提及泰顺当地以番薯为主食，传入的年代是在乾隆末年。对此，《泰顺风土记》也指出：“邑中山九而田一，其田之岁可再获者又十分之一。民食以蕃茹为大宗，谷不过杂十之三。其全以谷为食者，衙署及殷绅家耳。而地狭人稠，终苦不给。五六月间，青黄不接，乡之人粜城米者填衢溢郭。邑又无米，惟赖官绅平粜以济，故有终日奔走而不获升斗者。米禁最严，不得出城境。即民间婚男嫁女，亦必举行于秋收后。间有婚嫁于春夏间者，则不问而知为谷足翁矣。”前述的大事，有些应当是黄世表的父辈或祖父辈告诉他的，有的则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或亲身所体会。例如，方鼎锐《温州竹枝词》有“种牛痘”：
海疆天气殊寒燠，赤子天花保护难。
近设全婴牛痘局，及人之幼万人欢。
诗注曰：“此间有善种牛痘之徐生，手法灵敏。予率府县倡捐经费，设局施种，贫者不取一钱，岁活婴孩七八百口。”方鼎锐为江苏仪征人，同治年间曾任温处道观察，在温州六年，撰有竹枝词百首，刊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因此，他提到的“牛痘局”，应是同治年间设于温州城内的，传到山区泰顺的时间当然要晚一些，所以黄世表说种牛痘从光绪初年开始。
三
在讲述了地方大事之后，黄世表最终总结说：“凡外洋货物、洋料等件，均系同治、光绪间到此。”在他看来，大清之祸萌肘腋国势飘摇，与此息息相关：
讲大清亡国，是嘉庆间耶稣教、外洋乌烟进入中国，大清亡国自此危起。耶稣教纳贡税百万，各省构造教堂，嘉庆贪财许之。道光忠臣林则儒，教堂害中国，折[拆]之，林则儒办罪。天养则儒，降洪水，通一条河到外，坐般[船]二十人送去，教外国耕读，以后外国尊圣人，每年纳贡米廿四箩，伊子孙食。外国货物，一件一件曼[慢]慢而进，源源而来，愈进愈危，大清所以亡国也。
黄世表一生行游于田垄山泽之间，他并非老于窗下的博洽淹贯之儒，乡居僻壤，闻见囿于一隅，其人所言，虽如野老田歌山夫樵唱，但也代表着一类根深蒂固的草根历史认识。在他看来，外国货物之侵销，直接导致了大清的亡国。在这里，他提到了嘉庆年间各省建造教堂，“耶稣教纳贡税百万”的说法显然有误。接着，他又将禁绝鸦片的林则徐（可能是因方音之讹，“徐”误作“儒”），说成是因拆毁教堂而遭查办。然后，似乎又是这位林则徐，借助天降洪水，挖开一条运河，直接将留美幼童送往外国，教那些茹毛饮血的洋鬼子学习耕读，让他们尊崇中国的仁义道德，并说从此以后，外国每年都要送来贡米二十四箩，让这些幼童的后裔世代享用……此类言涉风影的闲言碎语，最为普罗大众所喜闻。
进入民国，当城头频繁变幻大王旗之际，在基层乡间，土匪便多如牛毛。上洪一带地处荒野僻壤，历来“寇匪最多”。黄世表八十七岁时，正是一九二七年，在这一年，当地萑苻啸聚，时肇祸衅。官匪时常是一家，这些人出没无常，抢州夺县杀黎庶。接着他还提及：“五月十二日，革命团长甘清池、周元请来，带兵一千六百名，来上洪宿，米食廿四箩，猪食二只。下洪十二箩，猪一只。上洪十二箩，猪一只。”可见，当时官军的剿匪行动，对于乡民之骚扰亦极为严重。
四
唐德刚出版有《晚清七十年》，这是当代历史学家的名著。而在温州当地，早在民国初年就已出现了陈怀的《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等，其书从清朝崛兴谈起，缕述了王朝之隆盛、衰落及清室的最终灭亡。这些著作宏纲细目，靡不毕该，所述皆是专业学者眼中的近代历史。而在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一千个人便有一千个人心目中的“历史”。作为前清贡生，黄世表对于大清亡国后的乱局似有无限的感喟：
孙文起义，换民国之壮，强压外国，外国虽强，不能欺中国，诚可大幸！但民国未成功，人心不一，妖孽居多，天下仍作乱。蒋介石与张作林[霖]大争世界，土匪不究，人众更苦。大愿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多生圣贤，明主立位，忠臣邦国，仍遵周公之礼，孔子之训，人心均服，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复转唐虞之盛世，尧舜之天下，乐莫大焉！
黄氏虽然自谦：“吾孤陋寡闻，学问浅薄，是是非非，不能全记也。”但其人在行文走笔之间，乞灵于先圣前贤，俨然是登临四顾俯仰千秋——在他看来，只要天子圣明、满朝忠臣，恢复周礼、孔教，便会令湖山增色草木蒙恩，在中国复兴三代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一定是指日可待。到那时，亿兆斯民将含哺鼓腹于尧天舜日之中……
此外，他又写有《民国无王》一则：“盖天有日而民有王，天无日而万物不能生，民无王而百姓不能安。不患贫，而患不安，是无君无臣，所以不安矣。……今无王，此生寇，彼生匪，朝朝可考，件件可稽也。革故鼎新之际，革命未成功之秋，尤立君，而安天下之民众，一人定国国治，而后天下平矣。”身处共和时代，山外的世界早已是欧风东渐，新潮澎湃，但扃闭野塞、囿于闻见的黄世表仍在强烈呼唤独裁君主的幽魂，希望自己仍如前清时代醵饮歌咏于深山僻坞，与周遭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在他看来，民初的乱局完全是由于“无王”的结果。
读书人时常会想象自己的忧国忧民振聋发聩，但在实际上，他们若真的跨出书斋，看到的现实却往往是“酒醒人静奈愁浓”——自以为是的疾声力呼通常会被湮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流水高山，知音谁属？清室既屋，虽然革去脑后的拖拖物，但在广土众民的心目中，此后之所以出现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便是没有了皇帝。就像《风波》中那位将辫子盘在头顶的赵七爷常常叹息的那样：“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也正因如此，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类似的闹剧在民国轮番展演。在很多时候，不少人都会坚信，为了扶大厦于将倾，解生民于倒悬，乾纲独断的强人威权不可或缺。于是乎，在波诡云谲的近代中国，一旦有人存心鼓噪，各类独裁变种、军阀怪胎仍然大有市场。在这方面，年登耄耋的黄世表遗留下的此份资料，虽如僻远荒陬之闲藤野蔓，本无关赤县神州的江山风景，但却提供了芸芸众生诠释历史的一个生动文本，或许在民众思想史上也有其特别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