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其留存的日记，后被其子朱乔森整理，作为《朱自清全集》第9卷和第10卷出版。这两卷日记，虽然有删节，有错讹，但其史料价值依然突出。朱自清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在日记中除了记载自己的家务事，还记录了大量文坛事情，发表过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这些记载显然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证据。应该说，学界对朱自清日记的学科史价值非常关注，如商金林曾撰文《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多》《朱自清日记中的沈从文》，记述了朱自清与闻一多、沈从文的交往史实，宗璞在《耳读偶记——读朱自清日记》中关注过朱自清日记对冯友兰的记述，孙玉石根据朱自清日记中的有关记述梳理了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还有人关注过诸如朱自清日记中的常风、叶公超等话题。不过，前人的关注虽然广泛，但仍难免有所遗漏。本文以朱自清日记中的一些记载为例，阐述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价值。
一、徐志摩遇难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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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19日，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在济南附近山区坠毁，诗人徐志摩遇难，这一事件震惊当时文坛。关于徐志摩遇难的细节，目前坊间各种徐志摩传记语焉不详。如宋炳辉所著《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和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在记述徐志摩遇难时，均缺乏细节描写。宋著的记述是：“第二天早晨八时，济南号邮政机起飞。十点十分抵徐州机场时，徐志摩头疼得厉害，本来不想继续北上，他在机场给陆小曼投了一封短信，说头疼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十点二十分，他还是登机北飞了。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前方忽遇一片大雾，飞机一下子不辨方向……于是一声震天巨响，一团冲天大火，所有的‘本来’全部化作灰飞烟灭。我们的诗人，终于解脱了这个世界的沉重，飞出了这个圈子，在蓝天与彩云间云游了！”韩著后出，根据1964年12月18日台湾《中央副刊》上发表的湘江的文章《忆徐志摩先生》，添加了徐志摩登机前一幕的细节，但关于登机后的描写与宋著大同小异：“十时十分抵徐州，曾发一信给小曼，说头疼不欲再行。前面引文中说四位旅客登机，可知在徐州有三位下机。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上大雾，飞机误触山头，机身着火遇难。”
查阅朱自清日记，其中1933年7月13日这样记载：“芝生晤保君健，谈徐志摩死情形。大抵正机师与徐谈文学，令副司机开车，遂致出事。机本不载客，徐托保得此免票。正机师开机十一年，极稳，惟好文学。出事之道非必由者，意者徇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耶。机降地时，徐一耳无棉塞，坐第三排；正机师坐第二排，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副机师只馀半个头，正机师为机上转手等戳入腹中，徐头破一穴，肋断一骨，脚烧糊。据云机再高三尺便不致碰矣。”
这段记载中的“芝生”即冯友兰，“保君健”是南京“中国航空公司”财务主任，两人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这段记载中的徐志摩之死颇具戏剧性，非常能体现徐志摩的浪漫性格，细节非常生动。当然，这些细节可能也值得推敲。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1950年代才发明，在徐志摩乘坐的失事飞机上尚无能录音的黑匣子，这段记载中的“徇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没有录音证据，只是一种猜测。不过日记中记载的飞机上座位安排及尸体情况，因空难事故发生后航空公司肯定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查，故真实性很高，而从飞机上座位安排确实可以推断正机师未驾驶飞机，可能与徐志摩有谈话行为。
当然，不管这段记载是否完全可靠，将这段记载写进徐志摩传记，也可聊备一说，增添细节。宋著写作时，朱自清日记尚未出版，韩著则出版于朱自清日记出版之后，曾专辟一章“交游”谈徐志摩与他人的交游，其中有“朱自清”一节，此节脚注引用了陈孝全《朱自清传》，引用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4卷和第11卷，但不知何故未引用《朱自清全集》第9卷（即日记卷），因此未发现这则宝贵的史料。
二、《大公报》文艺奖篇目内幕
1937年5月，天津《大公报》颁发文艺奖金，分别颁给了芦焚的小说集《谷》、曹禺的话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但此事还有内幕，据萧乾晚年回忆：“‘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所以并未搞第一奖第二奖，一千元由三位平分。”巴金读过萧乾此文后，不同意萧乾说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认为：“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萧乾认为《大公报》文艺奖最初曾考虑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巴金则说最初考虑的是萧军的《羊》。
朱自清日记又提出新说法。1937年1月22日日记记载：“读完《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1937年1月24日日记记载：“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音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段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1937年3月6日又记载：“读《江上》。采用了新的手法，且表现形式也不似《八月的乡村》那样笨拙，已提高了不少。但除第三幕‘江上’外，情节未充分展开。第四幕对随笔风格是相当的考验。读两段萧军先生的《羊》。萧军即前一本书的作者。《羊》发表较早，但技巧颇成熟。今天下午文学作品评奖委员会开会。我们评定《日出》、《画梦录》与《江上》得奖。”
比较三种说法，应该说，朱自清的说法更为可靠。朱自清是评委，又有记日记的习惯，其说法应最贴近真实情况，而萧乾和巴金的说法都是晚年回忆，难免记忆有误。
这里顺便说一句，萧军的小说《江上》曾引起朱自清等多人注意，并曾被评奖，这本小说理应引起学术界重视，但在中国知网上居然搜不到一篇研究论文。这种现象显然不大正常，可以说是学术界的疏忽。笔者在写作此文过程中，特地找到并阅读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松花江当掮夫的孔春、捡破烂的老婆、偷煤的儿女一家贫贱悲惨的生活，读来较为感人，其思想和艺术水准都颇高，不应再被学术界忽视。
三、知根知底评俞平伯
俞平伯是朱自清的知交。1920年朱自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就与俞平伯相识定交。1921年，两人共同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共同创办《诗》月刊，出版新诗合集《雪朝》，同游秦淮河并作同题名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共同组织“我们社”并编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等。1924年8月17日，朱自清为俞平伯文集《忆》作跋。其中一段这样描述俞平伯：“在朦胧的他儿时的梦里，有像红蜡烛的光一跳一跳的，便是爱。他爱故事讲得好的姊姊，他爱唱沙软而重的眠歌的乳母，他爱流苏帽儿的她。他也爱翠竹丛里一万的金点子和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橘子；也爱红绿色的蜡泪和爸爸的顶大的斗篷；也爱剪啊剪啊的燕子和躲在杨柳里的月亮……他有着纯真的，烂漫的心；凡和他接触的，他都与他们稔熟，亲密——他一例地拥抱了他们。所以他是自然（人也在内）的真朋友！”
但在一个月之后，朱自清在1924年9月17日日记中记载：“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为尤多。因如平伯，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一个月前，朱自清还说俞平伯“纯真”、“烂漫”，“是自然的真朋友”，但一个月后，从俞平伯文章中发现他态度不恳切，为人说话不切实，闲情逸致太多，同情之薄，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还幸灾乐祸。朱自清分析俞平伯这种态度的由来，认为他“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朱自清对俞平伯知根知底，俞平伯出身名门，曾祖俞樾是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戊戌科探花，俞平伯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名士风度，但不是很接地气，对平民百姓的疾苦体会不深，也缺乏同情心。朱自清虽然也出生于书香之家，但家世没有俞平伯那么显赫，加之家道中落，对民间疾苦的体会要深一些，同情心也更多一些。
朱自清看到了俞平伯的人格缺陷，但俞平伯似乎尚无自知之明，其后为人为文，依然故我，朱自清对此显然颇为失望，1933年5月16日日记记载：“《晨报》上有李长之《评〈杂拌儿〉之二》一文，颇扼要。大旨谓平伯生活态度为淡味，又谓其善言没落之感。又谓平伯对学问亦无甚执着。甚推《中年》一篇，但盼望此种冷淡的玩世态度应收回。又谓周岂老亦如此期望云。”朱自清显然很赞同李长之的观点，寄望俞平伯收回“冷淡的玩世态度”。
细读了朱自清的这两则日记，再看朱自清1930年评论俞平伯的文章，我们可能会有所醒悟。1930年6月，朱自清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写序时说：“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这话听着像表扬，像羡慕。但了解了朱自清内心深处对俞平伯“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等真实看法，我们会发现，朱自清序言中的这些话，其实隐隐透露出不以为然之意。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不察，结果对朱自清序言中的这段话做出了错误的解读。
四、众说纷纭评《子夜》
1933年被瞿秋白称为“《子夜》年”。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这一年出版，引起文坛强烈反响。朱自清对《子夜》也相当关注。1933年4月5日日记记载：“晚读《子夜》毕，觉得写得不坏。”1933年5月15日和5月16日日记记载了自己晚上写作《评<子夜>》一文的事情。此文后来发表于1934年4月1日出版的《文学季刊》1卷2期。
朱自清日记还记载了他人对《子夜》的看法。1933年5月29日日记记载：“晚吴雨僧、毕老、浦公、石荪来。毕老论《子夜》，写双桥一段太简，又谓写工潮太不激昂，第一点似甚有理。”毕老是指毕树棠。毕树棠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1921年秋即到清华图书馆工作，资格很老，但其实年龄比朱自清还小两岁。毕树棠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在原有的英语基础上，自学了法语、德语、拉丁语，扎实而全面的外语功底更使得他在管理、翻译、推介外文书刊方面得心应手，成为师生们难得的“活字典”。朱自清称其为“毕老”，显示出朱自清对其人品与学识的尊重。朱自清记述了毕树棠对《子夜》的两点批评意见，认为第一点“似甚有理”，对第二点未置可否。
1933年8月12日日记又记载：“今甫又谓文学仍当以我们的生活为最重要，余人生活无内心的挣扎，未免太简单也。又谓《子夜》初读甚佳，日久乃觉其多非文学。今甫意文学首重性情，次靠聪明；仅有聪明，理智而已。”今甫即杨振声。他对《子夜》的否定性评价代表了京派文人的文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与杨振声虽然都是京派文人，但从对《子夜》的评价看，两人的文学观念还是有差异的。杨振声认为，“《子夜》初读甚佳，日久乃觉其多非文学”，又认为“文学首重性情，次靠聪明；仅有聪明，理智而已”，朱自清则认为，《子夜》与《蚀》相比，“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又称赞《林家铺子》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春蚕》、《秋收》两短篇“也分析得细”，还说：“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朱自清显然更为赞赏茅盾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思路。
1933年9月21日日记又记载：“健吾下午来，谈甚欢。……又谈在沪遇茅盾情形，茅开口讲社会问题，健吾开口讲艺术（技巧），默揣两方谈话情形，甚有味，……论《子夜》谓太啰嗦又句法写法变化太少。”李健吾是当时文坛新锐批评家，茅盾是现代文学大师，不过两人一直没有文字之交。茅盾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未提及两人的交往，韩石山著《李健吾传》只提及：“1933年8月底，李健吾与朱光潜同船抵达上海，逗留数日，拜访了茅盾、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对李健吾与茅盾的交往语焉不详。学界对两人交往的史实也知之不多。这则史料则证明了茅盾与李健吾交往的史实，证明李健吾曾关注过茅盾的创作，从两人的“尬聊”中还可以看出两人不同的文学观念。
这三条记载，可以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毕树棠、杨振声、李健吾对《子夜》的评论，并未公开发表，但从这三人的口头谈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子夜》在1933年确实风靡一时，并且极具争议性。
五、评现代主义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并不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给人以拘谨、中庸的印象。事实上，朱自清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拘谨、中庸，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一定了解，对中国现代作家借鉴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持大力肯定与支持的态度。朱自清1933年5月10日日记记载：“振铎以为茅盾史事小说过于施蛰存；余谓若论手法，施之深入与细致远在茅公上也。”众所周知，施蛰存的史事小说，借鉴并使用了一些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朱自清赞赏施蛰存的深入与细致，其实是赞扬施蛰存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如果说对施蛰存的赞扬还是暗中鼓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那么，朱自清对林徽音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赞赏，则是明确宣扬现代主义艺术手法。1933年6月26日朱自清日记记载：“读林徽音《九十九度中》，确系佳作，其法新也。（用沃尔夫体）”李健吾在评论林徽音（因）的《九十九度中》时曾说：“我亲耳听见一位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我承认他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他有的是学问，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点点想象。真正的创作，往往不是腐旧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李健吾所说的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具体是谁，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不是朱自清。因为朱自清对林徽音的《九十九度中》非常欣赏并懂行，而这个教授的存在，又可以表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并不“腐旧”。
朱自清还评论过李健吾的小说《心病》，这是一篇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朱自清1933年12月10日日记记载：“健吾赠《心病》一册，当细阅之。”1933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了自己的读后感：“阅《心病》竟，森森然有鬼气，分析心理似尚不甚广及，文字颇有精微处，陈蔚成自己记上末尾受电后之感觉，似出恒情。又其事据说颇真，但余觉如二舅父尚真得不够也。又其中电一节似故作此笔，不甚自然。初感如是，容细想也。”1934年2月7日，朱自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读〈心病〉》，劈头说道：“从前看惯旧小说的人总觉得新小说无头无尾，捉摸起来费劲儿。后来习惯渐渐改变，受过教育的中年少年读众，看那些斩头去尾的作品，虽费点劲儿，却已乐意为之。不过他们还只知着重故事。直到近两年，才有不以故事为主而专门描写心理的，像施蛰存先生的《石秀》诸篇便是；读众的反应似乎也不坏。这自然是一个进展。但施先生只写了些短篇；长篇要算这《心病》是第一部。施先生的描写还依着逻辑的顺序，李先生的却有些处只是意识流的纪录；这是一种新手法，李先生自己说是受了吴尔芙夫人等的影响。”这段文字赞扬了《心病》的新手法，也体现出朱自清已经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日记中对《心病》的评价与书评中的评价有些差异。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朱自清在书评中保留了日记的一些“初感”，也删除了日记中的一些“初感”。日记中说：“阅《心病》竟，森森然有鬼气……”，书评中说：“读完了这本书，真阴森森的有鬼气……”，这可以说是保留。而日记中所说“分析心理似尚不甚广及”、“二舅父尚真得不够”、“中电一节似故作此笔，不甚自然”等不满的话语，在书评中均未出现。应该承认，朱自清删除的这些批评意见，其实也很准确。而朱自清之所以删除这些批评性话语，与其说是“细想”之后修正了“初感”，不如说是遵循了公开发表评论文章的潜规则——多赞扬，少批评。
本文对朱自清日记中的一些记载进行了述评，朱自清日记中的这些记载，也对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我们要“动手动脚找史料”。史料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收集史料要竭泽而渔，争取“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里找不到，可能在别处能找到，像徐志摩遇难的细节，别处没有，朱自清日记中有。李健吾与茅盾对谈的场景，茅盾回忆录里没有，而朱自清日记中有。毕树棠、杨振声、李健吾对《子夜》的看法，因为未公开发表，所以各类报刊都无记载，而朱自清日记中有。
其次，在找到史料之后，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需要核查史料的真实性。相对来说，日记的记载因为最贴近过去，比起回忆录来说，往往更为可靠。像萧军和巴金在回忆时都记错了《大公报》文艺奖评奖的小说篇目，而朱自清日记中的记载最接近历史真相。
最后，在掌握日记史料之后，我们在解读作家公开发表的文章时应多留一个心眼。像朱自清为俞平伯《燕知草》写的序言，看字面意思，似乎是赞扬，但根据日记中朱自清对俞平伯的真实看法，再深入体会这篇序言的语气，不难发现其中暗含贬义。另外，公开发表的文章，通常多溢美之词，多场面套话，对这些话，不信固迂，全信亦近愚，因为作者可能隐藏了一些批评意见没有说出来。像朱自清在评论李健吾的小说《心病》时，日记中记录了“初感”，而公开发表的书评对含有批评意见的“初感”大都删除。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在研究批评文献时，可以将批评家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与日记进行对读，这样或许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批评家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