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一片盛产小说家的土地，除了大众熟知的迟子建、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东北还有许多风格多变、擅长讲好看故事的作家，1964年出生的大连人谈波就是其中一个。他被韩东认为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双雪涛形容他的小说“看似无锋又锐不可当”，抛开这些噱头般的描述，回到文本，谈波的小说的确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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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到新书《捉住那只发情的猫》之前，谈波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早已写作。他是1964年生人，写作很久，产量不多。市面上能看到的，有《一定要给你个惊喜》《大胆使用了绿色》，加上新出的《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就三本。他的小说不长，但很有嚼劲，就像是一门插花艺术，讲究的是每一个步骤的精确，看似闲庭信步，小说家对于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心思，因为如果不能保证句子的准确，就无法真正完成一场意味悠长的插花艺术。
(资料图)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常讲究的手艺人，小说之外的部分是很克制的，他的小说是对思维定势的打破，跟大众固有的一些东北印象看似相近，其实不同。在谈波的小说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一个大雪纷飞、斜阳落日的东北，也有热情似火、精彩纷呈的市井社会，这里蕴含的不只是衰败、下沉、牺牲，也有信义、尊严和那股对命运就是不服的劲儿。
东北人重视面子。准确来说，不是面子，而是尊严，东北人把尊严看得特别重。人可以落魄，尊严不能丢，在昏暗不堪的世界里，即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也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在东北文化里，有一股赤诚的热乎劲儿，谈波的小说讲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一个旧秩序分化瓦解的世界里，一个在乎信义或留恋过去的人，他怎么度过接下来的生活。《保尔》里，为了真相和所爱之人，一个人时隔多年，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结一件事。
小说集《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开篇，是短篇小说《大张的死与她无关》：“大张家住体育场北门外日本房，你随便提一场球赛，大张都看过……”讲一个逝去的辽宁队球迷和他遗忘的死亡。事情不复杂，讲法有意思。
首先是用词。作者的语料库很丰富。比如：“大张当然是最大个儿的凝结核，吸引的圈最大。”“一帮人埋怨教练大迟笨嘴拙腮，明明三比一赢了，赛后发布却低着头，听不清他呜噜些什么……”
这本小说主要是短句，一句接一句，不急躁，鼓点好，有趣，生猛，干脆。
谈波还有一个特点，他把最哀伤的姿态藏在最无所谓的语调里。比如这一段：
“不想跟女人讲球。”
“我不是女人，我是你老婆。”
“我老婆早跟我离了。受够了。”
“那是跟你闹着玩呢。你不也总说要甩了我，不要我了，我知道你是逗我呢，你没有那么坏。”
“我累了，你走吧。”他躺到纸壳堆的床上。
“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赶也不走。”
小说的叙事者藏得很深，不发议论，他像是大张的老朋友，用小说写一份淡淡的墓志铭。小说里，大张后半生日子过得苦，但叙事者不渲染这份苦，只是轻描淡写地提炼日常生活的关键时刻，把这些像串珠一样一颗颗串起来。
这篇小说表面写人，其实也是写一种氛围、一种生活状态。不写好人坏人，写的是艰难生活里的尊严和信念，是大寒世界中的不同活法。我喜欢小说这段描述：“她手扶车把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像《夏家河的小虎》的小虎，挺直了身子，抬头望望夜空，望望四周，居然撒腿就跑。小虎骑着一辆三轮车，车上载的是病危的父亲，当时小虎把父亲拉到靠近周水子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他要去中心医院，但不知还往哪个方向走，他被难坏了，刚才还知道呢，怎么回事呀？他挺直了身子，抬头望望夜空，望望四周，突然撒腿就跑。被扔在十字路口的父亲还活着，路人报警送到医院，第二天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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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谈波小说，常常感到怅然若失，他的小说把哀痛写得很轻，却很有余味。在处理诸如死亡、分别、人生剧变等事情时，谈波没有选择声嘶力竭地渲染，而是像一个纪录片旁白者用冷静的口吻将转折诉说。他的小说讲述了许多东北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或是隐于大雾，或是死于决斗，他对于传奇的刻画并不止步于猎奇，而是要将一个人的复杂性写出来，写出在他的命运上浓缩的一些时代影子。
他的小说关于东北的市民江湖，也是对于东北社会文化、民间口语资源的变相收纳。比如《大连彪子》写到“彪子”：“山东老家把精神病人叫痴巴，大连人有一大半来自山东，却把同一种人称为彪子。彪子远比痴巴内涵丰富，用途广泛，而且意味深远，骂街恋爱都少不了它。它响亮、痛快、过瘾、解恨，能发泄无以名状的情绪，表达极难言传的心意。”
收录于小说集的《长春炮子》也深得东北口语神韵，当杜二门说“跟那两个损色废啥口舌，直接干就完了”，我们仿佛又被抛进那快言快语、江湖义气的东北社会人江湖。
仅仅是《长春炮子》这一篇的东北俚语、段子、特色词汇就比比皆是，比如：日落西山黑了天、瞅瞅、讲究人、单抠、炮子、小刺刺大片片密勒哏子撅把子、抠电炮、干仗、七儿八的、山货、傻狍子等等，活色生香一个东北口音世界，什么小说家，分明是唠东北磕的社会人。进到这个世界，语言体系很容易被东北化，偏大连那卦的，像是毛豆的脱口秀，但更老辣凛冽一些。谈波的小说，最大的魅力还是语言的魅力，他有他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
谈波的开头和结尾也有意思。一个用心的小说家，对于开头和结尾是用心极深的，谈波倒是有雷蒙德·卡佛、雪莉·杰克逊的味道，开头会抖搂出一个生活悬念，比如《零下十度蟹子湾》：“好些人知道轰动全城的蟹子湾村凶杀案，却说不清蟹子湾村在哪里。”
《一生只爱克拉拉》：“达明木匠在一号院出了名，他大衣柜做得漂亮，他做床、做圆桌、做流行的高低柜都漂亮，这还不算，达明木匠有绝活儿，他能用一只电烙铁当画笔，在衣柜立面烙祖国大地，烙老虎、龙、万马奔腾。”
《娘啊，爱呀娘！》：“父亲被癌疼折磨得厉害，一天半夜，他以为身旁没有人，开始一声声呼喊：‘娘啊，娘。’我赶快起身，父亲看见我，立即停止了，他努努下巴，让我去睡。”
《四个小混混》：“临毕业前，有料没料的都硬了起来。连面条这等老实人，也硬了一次。”
《大张的死与她无关》结尾写得漂亮，一个艾莉丝·门罗似的转身，读了几篇，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结尾：“女儿真的好了，恢复到了正常人，重新上班，介绍对象，结婚，生孩子。当妈的欢天喜地，别人不提发生在女儿身上的那段不愉快，她也不提。至于大张，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别说她，连女儿，当事人，也遗忘得一干二净，她丝毫不记得，曾有个叫大张的球迷，临终最后几天是跟她一起度过的。”
大张、达明木匠、葛妹妹、保尔，谈波刻画的都不是地位显赫的人物，而是在社会上比较普通，不如意，在主流视野里属于走下坡路或者干脆把自己走没了的那一类人。谈波在乎他们的内心火热和冷暖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说时间线也不等同于大众熟知的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他写作的小说背景大部分其实不在九十年代末东北国企大规模改制时期，而是1960—1990年代初都有，阅读他的小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这一时期东北市民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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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东北叙事走红，坊间造词：“东北文艺复兴”。其实，东北文艺一直强盛，没有衰败，只是有时候被人宣传，有时候被冷漠。我们的媒介这几年建立了固化的、熟悉的东北印象，那些大雪纷飞的夜、下岗的职工、凋敝衰败的群像。衰败、凋零，它是东北吗？我的看法是:它是，但不全是。质疑这种印象，并不是说它不真实，而是说，在文学这个允许一切可能性的国度，对东北的呈现也不应该被一种单一的、简单的印象，哪怕它是道德上更高的所笼罩。多年以前，赵本山作品的印象被外省人视作对东北的印象，如今，一种挽歌式的印象成为新的东北印象。
在这一层背景下，无论是阅读谈波的小说，还是赵松、贾行家、苏方、杨知寒，抑或是更早写作的迟子建，都能让我们看见东北文化的更多层次。
读谈波的小说，同时让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刘岩老师写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这本书有六章，分别分析了赵本山、二人转、老工业基地、黑社会等文化符号的建构和想象、生产和再生产。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北（曾经）被书写为‘现代化’语境中的‘西部’”，一个符合闯关东精神的理想之地，在当时，“丰饶的边疆”“黑土地”成为大众对整个东北的同一性定型想象。但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尤其是世纪之交，东北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里成为前现代的典范，大众媒介对老工业基地职工的想象充满了计划习性，而这“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小农习性的隐喻式的复写”，却大大模糊了二者的区别。“东北性”和“农民性”被混为一谈，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中展现的东北农民形象就是这种含混建构的代表。作者指出：“通过这种修辞转换，一种以经济人理性为中心的二项对立结构得以建立，在其中，工人对分配正义和体制保障的诉求不被承认为现代公民意识，而被指认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保守和依附惰性。”
这是刘岩运用学术语言对于东北改制和大众媒介塑造下的“东北性”的理解。作为补充，谈波的小说能让我们回看改制前的东北，一个消解符号、大众刻板印象的、无法被概括的1960—1990年代东北社会。在他的小说里，住着一个个鲜活的人，而在他的道路上，他走得很稳。
关于写作，谈波的决心放在后记，在那里，他引用孙犁先生的一句话说：“我总要在这一生里，写那么薄薄的一本小说出来才好。这是我的努力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