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最早是在冀东民间说唱“莲花落”和东北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的剧种。其日常生活题材、轻松明快的风格与天津人幽默豁达的性格不谋而合，因此当初一经进入天津，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天津也被称为评剧艺术的摇篮。
施立红和滕建东是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当红搭档。施立红曾是河北梆子演员，转行评剧，师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以甜亮的嗓音、细腻的表演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喜爱。滕建东是农村孩子，曾随评剧名家孟凡龙、剧文林学文武小生，表演悟性高，嗓音圆润脆亮，行腔高低自如，具有良好的艺术潜质。近日，施立红和滕建东做客天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节目，讲述了自己从艺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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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立红
白派剧团圆了我的梦
我上小学时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喜欢唱歌跳舞，爱听收音机里播的评剧《花为媒》，尤其喜欢“新派”甜美动听的唱腔。1984年，我报考天津戏校。评剧和河北梆子两个班同时招生，我都报了名，被同时录取。由于河北梆子班生源较少，而我的嗓子音域稍高，学校就把我调入河北梆子班，与评剧擦肩而过。
2010年，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成立，王冠丽团长排《珍珠衫》，我到剧组帮忙。每天耳朵里听的全是评剧的旋律，又勾起我对评剧那种最初的热爱。演出时，我在侧幕看着台上演员们唱戏，特别羡慕，想着自己要是也能站在舞台上唱评剧该多好！我就去找冠丽团长，说我想加入白派剧团，想唱评剧。没想到她当时就同意了。不过那一年我已经38岁了。
转唱评剧不到一年，我们开始排演《金沙江畔》。滕建东也是刚刚加入白派剧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非常适合从事戏曲小生行当，虽然他从小没接受过系统训练，没坐过科，但他的扮相、个头儿，尤其是嗓音条件都非常好，提升空间很大。
对我来说，这出戏的难点在于唱念，其他的，比如身形、塑造人物，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其实之前我常听这出戏的唱段，但熟悉是一回事，能上台唱又是另一回事了。排练非常紧张，结束后我也不休息，反反复复地看录像资料。到联排那天，团领导都来看。排完之后我非常忐忑地问冠丽团长：“您看行吗？我能达到演出的水平吗？”冠丽团长说：“没问题！你要有自信，没问题。”此时我才踏实下来，我可以信心满满登上舞台，面对观众了。
冠丽团长给予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她总是在鼓励我，引导我，在业务上指教我。我想钻研“新派”，必须要找一位好老师。冠丽团长是我的引师，把我介绍给谷文月老师。2011年，我拜谷文月为师，学了《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刘巧儿》等“新派”代表剧目。老师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地教我，我也认认真真地学，进步很快。
《杨三姐告状》是“新派”名剧。上世纪80年代，古文月老师在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三姐，反响很大，在戏迷心目中，古文月就是杨三姐，杨三姐就是古文月。白派剧团排这出戏，我演杨三姐，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但“珠玉在前，瓦石难当”，我的压力特别大，生怕演不好。
我和杨三姐这个人物还是相差甚远的，从年龄上来说，排这出戏时我四十多岁了，而剧中杨三姐只有十几岁，我的性格跟杨三姐也相差甚远。再一个就是，演现代戏对我来说难度也比较大。我从进戏校学戏、坐科，后来进河北梆子剧团，学的、唱的都是古装戏，手眼身法步的形体动作跟现代戏截然不同。评剧的现代戏比较生活化，杨三姐纳鞋底、跺脚这些动作，我原来从没接触过。我跟着老师的影视资料，先是模仿，然后糅到自己的动作里，自己消化。比如，老师手指是这样指，那我就想，要是用另外的方法做这个动作，是不是更能体现我自己的特点？通过不断摸索，把握每个细节，我们这出戏最终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我们虽是评剧白派剧团，但团里本着“大评剧”这种格局去培养人才，我们的剧目非常丰富，可以说百花齐放，刘派、爱派、张派，在白派剧团这个空间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白派剧团提倡“一棵菜精神”，演员、音乐、舞美全体人员，不分主次，互相帮衬，紧密配合，像菜的帮叶一样抱成一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唱好一台戏。这种精神真的会呈现在我们每一部作品当中。
我是团里的老演员，团里给我提供平台，让我圆了评剧梦，我就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协助团里培养青年演员，把评剧艺术传承下去。我非常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因为可以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体会到不同的人生，这个职业当然有辛苦、有寂寞，但既然选择了，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滕建东
学戏没有捷径可走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十二三岁时喜欢上了评剧，被这种旋律所打动，着了迷。那时候为了能听到评剧，要走十几里山路去赶庙会，但也不怕远、不怕累。印象最深的是两出戏，一是《花为媒》，一是《朱痕记》。
进剧团唱评剧是我的梦想。1999年，没跟家里商量，我自作主张考上了一个民营小剧团，到北京一家小茶社唱戏。也可以叫“北漂”吧，吃饭都难，很茫然、很无助。16岁那年，有老师引荐我参加了河北省迁安市评剧团。在那儿我认识了孟凡龙老师，开始系统地练功，每天喊嗓子、练声，在水泥地上穿着靴子跑圆场、砸毽子、跑虎跳，冬天练得满手起冻疮，待了十几年。
2010年年底，我得知天津新成立了白派剧团，便大着胆子来考试。团里可能觉得我有点儿基础，有点儿可塑性，把我留下了。但因为我妻子、女儿都在老家，如果留在天津，工资待遇不高，养家糊口有难度。而且我是小剧团出来的，想在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站住脚，自信心严重不足，就有些犹豫不决。冠丽团长觉得我人朴实，声音条件好，剧团也正好需要这么一个小生演员，就劝我留下来，给我派活儿，加任务，安排我多演戏。
我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评剧，把爱好当成工作，所以每次都没让大伙儿失望。这些年，我和冠丽团长合作了《闹严府》《秦香莲》《珍珠衫》等十来出戏。跟施立红合作的也有十来出，包括《金沙江畔》《花为媒》《刘巧儿》《无双传》《杨三姐告状》《打金枝》《桃花庵》等。跟王云珠合作过《回杯记》《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牛郎织女》等。
王冠丽团长的唱腔让我受益颇多，包括字头、字腹、字尾的处理，我借鉴了很多她的唱法。排《秦香莲》时，冠丽团长仔仔细细地给我讲，哪一句应该怎么唱，要把哪个字“提拉”起来唱，一句里面的某个字要有重点，这样就会有层次感，就会出彩儿。我按照她教我的方法唱，果然每次都有提高。
《金沙江畔》是我和施立红施姐的第一次合作。这出戏难度很大，我演指导员金明，其中有一段剧情，是用舞蹈动作取水，那个时候于我而言，无论把握军人的状态还是动作、唱腔，难度真是挺大的，举手投足都不太到位，所以我还去青岛参加了军训，体验生活。排练和演出时施姐都能带着我，我跟着她的节奏，甚至自己都不用考虑，就能把握得更细腻。
有一次演《无双传》，施姐演无双，我演王仙客。剧情中无双去祭扫皇陵，从后面追上王仙客。我俩有一个对视，按排演时的设计，头应该是交叉的，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但演出时我俩的头成一顺了。下来后施姐问我：“建东，是不是我错了，咱俩方向一样了，应该是交叉的啊？”但我觉得没错，我说：“只要眼神对了，感觉对了，就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
从2012年开始，白派剧团成立“白派班”，培养年轻演员。后来冠丽团长让我当老师，这给了我很大提升，我要备课，每句唱腔、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特别了解年轻人学戏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坎儿、遇到的困难。学戏真是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速成，得耐得住这个寂寞和枯燥。每天都要练，每天都要去想，去琢磨，不能说我快演出了，排一次吧，这是远远不够的。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会考虑价值问题，比如干这一行能挣多少钱，够不够养家糊口？要想成角儿真的特别难。唱戏可能会很清贫，可能在发光之前要坐若干年冷板凳，但是我觉得，既然喜欢这一行，爱这一行，就要把它当事业来干，不求回报，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