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由《诗刊》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举办的“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诗歌研讨会在京举办。《诗刊》社主编李少君，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诗刊》社新韵律诗歌朗诵团团长任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欧阳江河，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笑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青年学者刘涛，《文学评论》杂志编辑罗雅琳，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李啸洋，中华诗词学会企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班班，著名诗人朱涛，中央民族乐团著名歌手、朗诵家傅莉珊，清华大学博士王家铭、伯竤桥，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苏笑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刘林云，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现任社长刘博文，青年诗人陈雨吟、赵子莹、刘雪晨，青年演员、朗诵家单沐希等出席探讨会，并举办现场朗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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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对于活动主题阐释到，写作本身既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修辞活动，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上，所有伟大的杰出的文本，都是语言首先击中了我们。但在语言的背后，感动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是背后的主体——修行者、那个人。古往今来，关于诗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关于人的理解，关于对于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世界、哲学处境的领悟、认同和悲悯，无论研究诗、还是读诗，都是对于文本背后那个人的处境的一种理解。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表示，常有人问我，现在的诗歌多种多样，标准那么多，如何判断一个诗人是个好诗人？我也想了很久，我认为，人诗互证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人诗互证的诗人是好诗人。当然，人和诗不互证的也可能是好作品，但是人诗互证肯定是还不错的作品。绝对的例子很多，像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现当代也有很多的例子。昌耀先生在1990年给董林写了封信，其中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诗歌）工夫不在于修辞本身，而在于修行。”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会文字，但是人和AI的区别，或者和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则是人有情感。智能机器人也会文字，甚至修辞能力很强，你给它一个题目，它可以很快写出几十首诗。但只有人能够把文字和情感结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智能机器人来势汹汹的时代，诗歌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根据地。所以，我认为诗人应该修行与修辞兼修，人本与文本皆本，伟大的诗歌应该有精神导向和价值。
1990年，昌耀写给董林的信
程光炜围绕“诗在作品之外，诗也在文章之外”谈到，理解作品首先要理解人，如何理解一个人的处境，如何挖掘理解作者没有意识到的生命内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最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从1970年回望1951年，副标题是‘萧也牧：两个不寻常的年头’。我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忽然发现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充满着诗的东西，到最后，包容、理解就是诗性，因而这篇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取名为‘一个诗人的生与死’。”
夏可君指出，“修辞与修行”这一命题抓住了中国文论的核心，写作最终是修心，联系到处境和修行，我宁愿把它理解为心境，诗歌是心境最好的一种个人生命的表达，是一种生命诗学。如果说汉语诗歌有什么真理性的内涵，那就是绝对的文本，绝对的文本体现出绝对的心境，表现为两个方面：形式的意志与意志的形式，形式的意志就是修辞，而修行是意志的形式，你能够坚持到多久，取决于你的内心、你的心智。
杨庆祥表示，在前历史时代，写作和生活本身是同一的想象，导致了修辞的缺席。现代写作更多依赖修辞，而不是诗人本源的生活。这时候，我们通过文本去看到那个诗人，看到的是哪个诗人？这个诗人是真的，还是他的分身？当代语境里面，词语本身代替了生活，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对于当代诗人的写作，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去争夺词语和修辞，不是躲在词语的背后，而是怎么直接面对当代生活，面对当代生活词语的景观化。
欧阳江河表示，当我们谈修行、修辞以及人本、文本的时候，放在现代性和当代性语境里面完全是两个问题，这就是边界的问题。当代性语境是开放的，不像现代性语境将好坏都事先区分，提问题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只有答案。除非不在现代性的框架里面讨论问题和写作，不在这个方案里谈论什么叫修辞、什么叫修行，超出这个方案。当代性是开放的，没有给出答案。我想在超越现代性的语境和答案、在预先给定的神学假定之外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然后从事我的写作，在写作中不断拓展边界。
刘笑伟表示，在AI写作包括ChatGPT这种冲击下，诗人应该有一定的信心。AI写作有修辞，但是没有修行，它有文本，可以研究学习文本，但是没有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AI写作最缺乏的是原创，它有模仿但是没有原创。它可以千篇一律批量生产，但是没有独一无二，而这正是我们人类所独具的。
陈均谈到，前段时间读到一篇讨论陶渊明文章，批评宇文所安笔下的陶渊明，宇文所安解构了陶渊明的诗与人的同一性，认为陶渊明的诗里面的形象带有面具，人和诗之间有一个中介，这样就否认了之前我们对于陶渊明的认识。这位中国学者不满于宇文所安对陶渊明的解构，认为是一种小把戏。这也提示我们，诗和人之间有各种关系、各种层面，我们讨论的时候需要小心，从各个方面去讨论它的逻辑和生发性。
刘涛表示，这个题目抓住了诗的本源，涉及到诗之古学和诗之今学的关键方面。在孔子那里，修辞和修行是统一的，到了战国纵横家，修行和修辞开始分离，逐渐只重修辞。汉代重新建立起修辞和修行之间的联系，宋代虽对汉代有很多怀疑，但对于修辞和修行的关系没有任何疑义，通过修辞走向修行。胡适之后，诗教变得清朗，修辞和修身完全隔离，诗歌变成个人情感的东西，是一次特别大的转折。今天的诗歌复兴有几个途径：一是从修辞走向修身，二是从言词走向现实，三是从个人才能走向伟大传统，四是从诗歌本身走向诗歌之外。
罗雅琳认为，当下重新提“人本主义”，是对于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现代主义影响下对于过度的技巧化的提倡，以及在新批评影响下文本自律性观念的过度扩张倾向的反思。对于诗人的重要性提倡，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于技术统治的时代的反思。我们现在重提文本和人本的关系，重新张扬人本主义，和当下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语境反思是很有关系的。
李啸洋通过解读程继龙、赵应、大树、邱伟杰四位当代诗人的文本表示，当今写作资源非常丰富，写作路径也很多，在全球化语境当中，新诗不能够再以道德或者是某种理论去拆解分析，应从新的角度，从当代性的角度去分析诗歌文本。
王家铭谈到，自己长期以来对人文主义传统有浓厚的兴趣，愿意将其作为一种信念探索，不断加深对它的理解。另外，他在近期的阅读中从里尔克、昌耀、林昭的身上看到了忍耐、天真和勇气三项可贵的品质。
苏笑嫣表示，诗歌是这样一种文体，我们通过修行的方式，可以使诗歌拥有一个能够被阐释的文本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这种直接了悟的形式，超越了一种庸常的逻辑，使诗歌具有不可阐释的向度。
伯竤桥表示，在AI的时代，人类主体不断被砸碎，只有不断被砸碎，慢慢回归于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主体，其实它也是一种考验的过程。ChatGPT的冲击下，作为年轻的写作者，我认为只有生命体验是唯一区别于AI的那条线。
刘林云表示，我们面对的是开放性当中的不确定性，日新月异的变动性，不管是AI写作还是对修辞的反思，90后诗人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多的。如何以诗歌或者文学进行自我证明，向古典或者西方前辈、经典进行资源的获取和学习，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刘博文认为，人工智能必将代替人类写诗，“德国斯图加特诗派是用人工智能写诗的一个诗派，它的用词、拼接基本不具有人类性，他们觉得这样的拼接真正实现了诗歌的纯粹，当然诗是给人看的，如果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审美，理解这样的诗歌的话，是否这样的诗歌是一种拓宽，是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体系？”
赵子莹谈到，尽管我的写作受到翻译的启蒙，但语言的源头在东方，这是我母语的根，也是我灵魂的血地。如果没有家国情怀和足够的才情，无法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进入家国与母语的通道。
唐克扬介绍到，清华的未来实验室是一个真正做交叉学科的机构，我们做的工作是试图破除本来不存在的边界。诗歌是使灵魂能够解放的东西，欢迎各位诗人到未来实验室，真正将AI和诗歌进行交互。
会上，诗人们就“修辞与修行，人本与文本”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重新思考诗人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