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科研项目862个，投入科研经费1.31亿元，然而成果转化数却为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对9所区管高校2020-2022年度财政补助高校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的审计引起关注。
在指出高校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低的问题时，审计厅以上述高校为例。此外，还有1所高校累计获得财政投入科研经费1.79亿元，实施科研项目702个，仅有5个项目成果实现市场转化。
(资料图)
耗资巨大，却“成果寥寥”。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引发热议。有网友戏称系 “消失的科研经费”；但也有网友质疑，科研本来就是啃硬骨头，不能“既要马跑，又不让马吃草”。
事实上，高校科研产出市场转化率低并非个别高校出现的情况，与之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网友质疑的“高投低产”未必符合客观情况，但“零成果”，问题出在哪？
图/视觉中国
审计报告已无法查询
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的“最后一公里”。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我国高校在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申请方面早已是世界顶尖水平，但科技成果转换率却偏低。
广西审计厅对9所区管高校的审计便突出了这一点。其指出的主要问题除了高校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低。还有高校科技项目立项聚焦重点不够突出，具体情况是3所高校实施科研项目2075个，其中预算经费10万元以下的论文型科研小课题项目811个，占比39.08%。
此外，有部分科研项目结余资金闲置。4所高校科研项目资金净结余6682.28万元长期闲置未及时盘活；2所高校22个科研项目脱离实际需求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预算与实际支出偏差最高达到69.24%，造成914.02万元资金闲置。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上述信息的披露事实上来源于统计厅领导在自治区人大相关会议上的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何善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讨论成果转化率如何，需要先区分研究的类型，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则强调转化与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上述发布于广西审计厅官网的工作报告记录已无法检索。审计厅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官网的系统出了问题，正在维护抢修”。
其实，网友的情绪中一部分是对于科研腐败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严格审计也无可厚非。
不过，从已披露的情况来说，市场转化率低尚不足以支持科研腐败等猜测。以成果转化数为0的高校为例，1.31亿元的科研经费，若平均到每个项目大概只有15万元。这对于一般的应用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的科技项目成果科普中，44个项目有17个系高校为第一承担单位，课题的结算年限大约在四到五年左右。
中国新闻周刊按审计厅工作人员的建议申请了信息公开，问题包括相关的1564个项目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占多少；预算经费10万元以下的论文型科研小课题项目811个，两个相关高校占比多少等，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
“最后一公里”依然没有打通
市场转化率为零，是否意味着钱打了水漂？
在西安交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副院长兰剑看来，首先是要明确成果转化的定义，比如是否必须是专利转化，跟企业横向课题是否算转化。另外，技术类的研究是否有国家部门的合作；有些研究是不是直接服务了一些战略需求无法市场衡量。
关于这个问题，上述报告中未明确说明。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中提到，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对持有的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进行成果转化。
这也与通常理解的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相符。并非没有成果，而是成果难以对接市场需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仇怡指出，转化率低、质效不高是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共性问题，困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没有打通，仍存在“没得转、不愿转、转不顺”等诸多痛点和难点。
今年两会上，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增至36.7%，创5年新高。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科研院所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而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客观地说，科研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支持，从长期来看，必然需要有建设性的产出。但另一方面，正常的科研环境是政策、资金服务于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在“放管服”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单一用“转化率”衡量也失之偏颇。
一方面，是一些高校仍存在的“帽子主义”，即“拿项目-产出成果-评职称”。储朝晖认为，这催生了一些预算经费不多的论文型科研小课题项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表示，在当前科研管理体系中，获得立项本身就是教师、科研人员重要的成果。
“报告中提到的，4所区管高校科研项目资金净结余6682.28万元，长期闲置未及时盘活：2所高校22个科研项目脱离实际需求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预算与实际支出偏差最高达到69.24%，造成914.02万元资金闲置。其实就折射出‘重立项，轻研究’的科研倾向。”熊丙奇认为。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陈凯华等指出，高校科研人员在项目立项阶段，往往与企业需求对接不紧密，决策过程也缺乏专业的市场前景与产业化潜力评估，这就使得落地的科技创新活动偏离市场需求。
“理论上讲，科研人员的驱动力来自兴趣，而兴趣的来源多样，包括国家战略、人类关心的问题、个人爱好、企业需求、经济利益、家庭影响等等。”兰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谁来驱动技术创新？
科研成果的转化，是各地高校，也是各地政府面临的难题。对此，各种奖励和机制优化方案陆续出台。
比如，上述广西出台的《意见》提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按照相关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给予现金奖励，明确将大部分收益所得（70%—99%）用于对科技成果研发团队和完成人（包括担任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以及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相关人员、技术转移机构等相关方的奖励。
但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和客观要求。现实中，往往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行政因素。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明确高校的科研定位。一方面，比起一些规模型企业动辄上亿元的研发经费，部分高校实验室的投入简直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目前在许多城市，企业被认定系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广西财政厅课题组的文章《“十四五” 时期财政支持广西创新驱动再提速的建议》就提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仍需加强。目前，全区大多数企业还没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和设施，致使大多数企业在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建设科技园，推进产学研协作成为各大高校的发展趋势。兰剑举例称，西安交通大学也有自己的探索，比如推行“一中心、一孵化、两围绕、一共享”的“1121”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由企业在高校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联合创新中心。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从转化流向层面，在行业领域上，转化制造业领域的成果转化最为活跃；在转化方向上，科技成果转化主要转化至中小微其他企业，占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总合同金额的67.9%。
产出科技成果合同金额也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排名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和江苏省，承接科技成果合同金额排名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市、江苏省和广东省。
另一方面，校企合作仍然存在一些机制障碍。比如风险承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等等。
在兰剑看来，实现市场转化，主要在于高校科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是否能达到4~6级。
资料显示，技术成熟度或科技创新链通常划分为9级。1～3级是基础研究阶段，4～6级是工程化阶段，7～9级才是产品阶段。
有高校科技园负责人曾提到，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成熟度很多在4级以下，而企业通常要求在6级以上。这种阶段诉求的差异，也被称之为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
“4~6级没人愿意干，学校无法发论文、企业没有研究力量承接1~3级的东西。”兰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另一方面，4~6级技术成熟度的评价、绩效、激励也未能明确，“科研经费谁来出都是个问题。”
作者：陈威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