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打假海鲜市场缺斤少两走红网络的视频博主“铁头惩恶扬善”（下称“铁头”）暗访并举报教育培训巨头新东方违规补课，迫使杭州教培机构纷纷关门停课。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校外教培行业迎来了最严酷的寒冬。原本高调经营的“学而思” “新东方”等头部教培品牌全部销声匿迹，纷纷更名或转入“半地下”状态，隐秘地维持着自己的商业版图。机构、学生、家长彼此也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资料图)
铁头的举报揭开了这层“沉默的共识”。但相比于早前揭露“鬼秤”时舆论对于不良商贩的讨伐，对于被关停的机构，以及参与补课的老师、学生和家长，社会舆论则有着更多的同情。
铁头和新东方的“大战”究竟牵动了哪条神经，使本来对教培行业保持沉默的社会大众一触即发？为什么校外教培无法被根除？以及，前有运动式治理，后有“铁头式”举报，我们该怎样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撰文｜盆盆
编辑｜阳少
01
海鲜市场不能缺斤少两，
教培机构可以违规上课？
铁头的走红，源于一次成功的打假经历：他在三亚海鲜市场遭遇“五两秤”骗局，与商户发生激烈争执，并要求当地监管部门顶格处罚。最终，铁头大获全胜，该市场被罚款10万元，商户则被清退并处罚款30万元。
当时的铁头被网友誉为“正道的光”，评论区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然而，仅仅一个月过去，从海鲜市场走向教培机构的铁头，角色就发生了反转。在教培机构停课的新闻评论区，有网友写道：“我谢谢这些所谓的网红，新东方停课了，一对一补课更贵了，是你们抬高补课的单价，断了普通家庭孩子的进步之路。”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也有人因此为铁头叫屈：海鲜市场不能缺斤少两，教培机构就可以违规上课吗？换言之，缺斤少两固然违法，但教培行业在此时也是一种不正当经营，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却何以换来截然相反的舆论态度？
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潜规则和法律现实的冲突。
尽管30万的罚款对于一个普通商贩来说可能是畸重的，但从社会公众的期待而言，打击不良商贩能带来一种社会秩序的正反馈，缺斤少两的商贩越来越少，整个市场就一定能向“公平”回归，因为市场的交易机制建立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石之上。
但教育培训行业则不然，课外辅导班的存在是一种隐秘的潜规则。哪怕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头部品牌也可以“灵活地”转变经营方式，邀请心领神会的家长敲开“素养教育”的课室，小型机构则并未受到较大影响，私人家教的热度更是不减反增。这种无言的默契使得许多监管部门也选择了“无为而治”，比如由工商管理部门而非教育主管部门出面整顿教培机构，以规避“双减”政策下的严厉处罚。
机构、学生、家长，甚至相关部门，都达成了这样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这恰恰体现了现行教育选拔机制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教学内容和选拔要求的分离、义务教育阶段对“应试”的人为偏见、摇号入学和地段入学等问题。学校难以依托原有机制招收与自身办学层次匹配的学生，学生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正常的分流。因此，校外教培就好像这个机制上的一个“补丁”，通过这个补丁，社会各方就可以绕开原本不完善的程序，合理和稳定地让系统运作下去。
而像铁头这样的举报，就像非要揭穿你下载的补丁是盗版软件，要求你立即卸载。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补丁，原有的机制就会失灵，而铁头作为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显然无法提供合适的替代方案。
原有的秩序被破坏，新的模式又不能建立，铁头和新东方乃至整个教培领域的大战，只会造成一种混乱，而不是向合理公正机制的回归。
做个不恰当的类比，围绕着新东方“违法/违规”的争论，几乎与前段时间的“修桥收费过河”事件如出一辙。反对者认为这无疑触犯了相关规定，理应得到制裁，支持者则觉得这座“桥”的存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座桥本身，而在于桥所连接的此岸与彼岸，如果道路只有一条而别无选择，如果这条路真的非走不可，那么，对于它该不该存在的探讨，就没有任何意义。
纪录片《高考》
02
无法被根除的校外教培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面临激烈的教育分流，校外教培机构扮演了一个“定心丹”和“救心丸”的角色，慢慢成为了升学的必由之路，让一代又一代学生和家长的“前赴后继”。
应该说，这场“饥饿游戏”的参与者主要以一二线城市的“新中产”为主。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无法与国内教育体系彻底割席，孩子仍然在公立学校内就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本身，而是将升学视作一场对未来的投资，希望通过教育分流来确保孩子拥有不输于父辈的发展前景，实现一种阶层的“代际复制”。
这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家长的过度焦虑。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2020年，该省普高计划录取75万人，但同年，该省约有148.3万初中毕业生，两组数据相差惊人的73.3万。这并非个案，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近几年公办普高升学率也在50％ 左右徘徊，这意味着将有约一半学生面临职业教育、返乡或辍学。据教育部网站文献资料《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中，仍有19个地区普高录取率低于六成。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参加校外教培的目的不在乎学到了什么，而是别的孩子学了，为什么我家的没学。在这方面，铁头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假如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不学（指参加校外培训），你们的孩子也不能学。”
教培就像一个入场券，参与比得到更重要。许多培训机构面对家长和孩子打出的宣传语是“占比达50%的学员升入区重点以上学校”云云，这种伪因果让人不免觉得，融入这个“圈子”是进入名校的第一步。
例如，在小升初过程中，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对“掐尖入学”的明令禁止，广大初中普遍采用“秘密招生”的方式，学生和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信息差，只能通过兼具咨询和中介功能的教培机构来填平。另外，在“双减”政策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下，教师不得不降低课程的难度，减少教学的内容，就连小学高年级的考试，也要被冠以“阳光综合素养测评”的名头，更别说不允许组织期中期末考的低年级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大量“吃不饱”的学生，被迫与等在校门外的教培机构“双向奔赴。
同时，正如前面提到，对于中国中产家庭而言，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它是竞争性而非普惠性的。在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家庭和个人必须回应社会对“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期待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恐慌。一个身在国内教育体制下的学生，衡量其人生前18年成败的标尺，无非两场考试：一场中考，一场高考。这意味着家长们将和教育相关的投入大都花费在了与应试教育直接挂钩的学科培训上，最终目的是让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大学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场所，决定着下一代是否能继续维系其父母辈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多考一分，干掉千人”是中国高考颠扑不破的箴言，在以排名分配资源的机制中，一个人的胜出必然直观地代表着另一个人的失败。因此，惧怕被机制淘汰的家长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投入竞争性文化资本的场所，以使自己的孩子在同龄人的比拼中获得更加显著的优势，但公立学校显然无法承担这一功能，而盈利性的课外教培机构恰恰是填补这一逻辑漏洞的关键。
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单向度的考试评价指标、鼓励竞争的社会风气，无不驱动着学生和家长在内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拉开一场与时间和金钱赛跑的军备竞赛。
电影《学爸》
03
从“根除”到“治理”：公平不是大家一无所有
前文的论述让我们明白，当下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怪象，不仅仅是教育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因此，无论怎样对教培机构大动干戈，只要其根源未能除尽，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改善。
真正的问题是，蛋糕并没有被做大——如前所言，大部分省份的普高升学率，仍然在六成关口上反复徘徊，哪怕学生成功完成了高等教育，即将面对的也是极其严峻的就业形势。承担着中产焦虑的教培行业，就像在一片肥力已经耗尽的土地上不断开垦，再怎么努力，也只会结出一朵又一朵无实花。
当然，铁头确实提供了一种方案，但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面前，铁头与新东方的对抗会沦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荒诞。这并不是在为教培机构的存在辩护，而是想强调，顽疾深重的结构化问题绝不是一次举报就能彻底根治的。
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其实早就尝试过”铁头方案“，比如采用绝对平等的摇号入学，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概率入读本地最好的初中，也可能反之。这样的举措看上去消除了教培机构存在的必要性，甚至让小学也可以立刻关门大吉。但这种方案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教育成果失去可被检验性，学生的付出与回报无法等价；其二，教育资源质量整体下滑，整个教育领域在低效中内耗。最终，它只会带来全社会的受损，可这更像是“铁头们”的逻辑：只要整个社会都一无所有，它就是公平的。
在教育的语境下，“公平”无法像海鲜市场的斤两和价格一样被衡量，更难以具体地区分谁受益、谁受害。学生和家长想要的“公平”，是一条承载着千军万马、通往所谓“阶级跃升”之路的独木桥，只要拼得头破血流的学生和家长还能确信自己正在朝向前方的曙光，就可以感受到一种被众人裹挟前行的安全感。
纪录片《高考》
课外教培根植于整个社会的阶层上升焦虑和公立教育普惠性的悖论之中。但无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都不应当是“不投入”和“不评价”，课外教培的问题应该被“治理”，而非被“根除”，因为它不是中国教育身上可被切除的增生物，而是构成这个体系的零件本身。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人们一边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来自我欺骗，一边鼓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神话。聚光灯下的专家还会继续高谈阔论着“全方位发展”和“公平教育”的理想，升学孩童的父母却仍然在为一个学位而四处奔走。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做大蛋糕来缓解公众焦虑，让每一所中小学都各具发展特色，而非建设旗舰式的巨无霸学校，以抽水泵的垄断格局攫取所有地方性教育投入。亦或者，从社会心态入手，制定更加多元的评价指标，来对抗应试技能的单向度投入，倡导并保障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
在当下，教育公平的实现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任重道远，但是，它也绝不应当是一种在“大家都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实现的“伪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