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被打，但比死还难受”

最初，那只是一种含义不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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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雯文记得，2012年，她从云南一座小城来到重庆读初中，刚进校时，班里有3名女生总追着她问东问西，显得很“好奇”。

接着，更为直白的语言来了。

施雯文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演讲，听见讲台下，那3名女生大声议论：“她参加过演出吗？怎么也配来竞选学生会？”“她还学钢琴啊？她这种土农民怎么可能会弹钢琴？”

很快，施雯文开始感觉到，“在学校做什么都是错的”。

如今24岁的她还能讲出很多当初经历的事情。比如上英语课，那3名女生会故意模仿她的口音；月考后，老师朗读她的作文，里面的故事随后就遭到讥讽；吃饭时辣椒粘到她鼻子上，睡醒时她头发乱了，都会引发嘲笑或羞辱……她的某一双鞋，还被叫作“驴蹄子”。

那段时间，施雯文害怕去食堂、宿舍或操场，甚至不敢上厕所，想方设法避开那3名女生。她们的态度开始影响到其他同学，有一次，全班做广播体操，在扩胸运动那一节，施雯文听见身后一片笑声。

“你的胸为什么那么大？” 一个男生说。

施雯文至今难忘那一刻的羞愤和眼泪。后来，她习惯弯腰走路，穿宽大的男版校服。重庆夏日炎热，只有迫不得已时，她才会换上短袖上衣，还要在外面套一件短袖衬衫，遮挡身体。

在与施雯文差不多的年纪，江西上饶女孩盛千秋经历了更加直接的精神羞辱。

她读初一时，班上有个女同学，成绩优异、相貌出众，总被男生“恶作剧”。有一次，盛千秋忍不住出面制止，于是被视为“多管闲事”的“挑衅者”。她此后“失去了姓名”，被喊“霉气罐”“霉毒”，一些男生将她形容为“一碰就会把人毒死的邪恶化身”。

在盛千秋的印象中，当时没人愿意和她坐同桌。她走过时，有人会做出逃窜的动作，大喊“霉气罐来了”；排队时，不少男生互相推搡，避免排到她身边；上课时，盛千秋一旦站起来回答问题，一定会引来哄笑；她的作业本经常被撕，或被印上脚印。

“我没有被殴打，但那比死还难受。”盛千秋说。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团队曾将这样的攻击行为总结为3类：关系攻击、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这类攻击行为不会与攻击目标产生直接的肢体冲突，甚至看起来“并非有意伤害对方”，但却会通过社交排斥、散布谣言、贬损自尊等隐性行为，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介绍，2017年，教育部等 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界定了“欺凌”的概念，将欺凌和暴力并列，在更直观的、攻击性更强的暴力攻击之外，增加了隐性欺凌的内容，包括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等。在现实生活当中，言语欺凌通常表现为嘲笑、恐吓和人格侮辱等；社交欺凌则通过合伙排挤、恶作剧、骚扰等手段，有组织性地孤立和排斥受害者。这些手段往往不会造成外伤，但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拆盲盒”

快30岁的朱雨辰回忆起高中时经历的校园欺凌，对当时的她来说，宿舍是比教室更加危险的地方。

在教室，她感受到的“似乎只是简单的疏远”。而在宿舍，她牙刷经常“掉”进水池；她去晾衣服，回来时房门已被反锁；她走进寝室，会引发一片寂静；她试着和室友搭话，换来的总是沉默；到了睡觉时间，她得格外小心，因为她无意的一声咳嗽，也会引发抱怨。

有一次，班主任因为宿舍的整洁度找朱雨辰谈话。她后来才知道，是室友故意在检查前弄乱她的床铺和地面。高考期间，最后一科开考前，室友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骂她的话。

“我觉得这是她们做得最坏的一件事情，她们明知道这会让一个要考试的人心情非常差，但还是这样做了。”

在社交媒体平台，很多人写下遭遇宿舍欺凌的经历。有人只要开口说话，便会换来一个白眼儿；有人晾在阳台上的衣物常被“无意”拽到地上；有人总是“丢东西”，第二天发现出现在别人手中；还有人被污蔑“偷东西”，初中三年背着“小偷”的名号。

“我恨当时自己的软弱，没有反击，任由他们欺负我。”一名受害者写道。

杨思言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她喜欢上课，觉得安全，宿舍则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甚至摸出了一些“生存规律”。

到宿舍门外，先看枕头被褥有没有被扔出来；如果没有，大概率接下来会是“平安夜”。她会沉默地洗漱，安静地躺在床上，听舍友聊她插不上嘴的话题。如果个人物品被扔出来，门也被锁上，那么她很可能要被“找茬”了。她会趴在门上，讲些讨好的话，哀求舍友开门。

“这种生活就像开盲盒。”杨思言回忆，有人嘲笑她走路姿势奇怪，将她围堵在楼梯间，掰着她的手脚“教”她走路；她曾在大雨天被骗到操场，还曾在睡梦中数次被衣架戳醒。过完周末，她从家里回学校，会被室友抢走食物和现金。有一次，她们撕碎了她的生活费，从她头顶撒了下去。

在大部分同学面前，这些女孩会将杨思言“亲密地”带在身边，看上去很“团结”。她们毫不掩饰地对她表露这种“团结”真正的目的：“毕竟大小姐旁边总是需要跟着一个奴仆。”

升至初二年级时，施雯文遭遇了另一种形式的欺凌，依然“没有肢体冲突”。

起因是一名高一男生，对她有好感，送饮料给她喝。两个少年交换了联系方式，平日里偶尔聊天。施雯文回想当初，这件事“没在我心里引起太大波澜”，却激怒了欺凌她的女生。

“她们好像更讨厌我了。”施雯文后来听说，那3名女生想办法联系上喜欢她的男生，“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那以后，男生就不再和她来往。

与此同时，施雯文发现，一些流言开始在学校里蔓延。她被人说“骚、浪、贱”，成了“喜欢勾引男生的浪女”，不仅和高中部的学长“打得火热”，还试图“引诱”别的男生，惨遭学长“抛弃”。与此同时，因为施雯文父母在云南工作，总不出席家长会，就有同学传说，她是个“私生子”，被悄悄送来重庆读书。

施雯文记得，班主任老师听到那些“早恋”流言后，曾找一些同学谈话，甚至找到了那名高一男生。男生表示，是施雯文“主动”的。

父母被老师从云南叫到重庆，在学校办公室里对女儿劈头盖脸一顿斥责。施雯文记得，她当时声嘶力竭地哭喊，但没人相信她，“感觉像一座孤岛”。

“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

“早恋”风波不了了之，施雯文却越来越痛苦，累积已久的抑郁情绪逼近临界值。在被请家长两周后，某一个周日下午，施雯文没有照常返校。

她将自己关在家里7天，“本能地抵触整个世界”。父母和老师试图联络她，都被她拒绝。

“我不想再去跟他们沟通。（沟通）有用吗？不是没有沟通过，我声嘶力竭地想要说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好好听吗？他们信我了吗？”

随后，施雯文前往医院，确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同一时间，盛千秋也在学校的心理诊所诊断出患上抑郁症。学校通知她的父母，但父亲说“没钱”，拒绝医治。

盛千秋自己试着去对抗疾病。

在很多个失眠的夜晚，她努力克制自杀的念头。她用剪刀自残，用身体疼痛抵消内心的痛苦。她学过抽烟，才发现“抽烟会让人不那么痛苦”是假话。她常常躲进网吧打游戏，希望能够在网上找到一些朋友，“和我聊聊天”。

确诊抑郁症后，施雯文和盛千秋都在初三那年选择休学。

盛千秋“几乎一年没怎么出过家门”。施雯文则被带到父母身边，服用药物、配合治疗。

“感觉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像是一棒接一棒地往头上砸。”施雯文形容那时的感受，她整天哭，哭到流不出眼泪，感觉面部中央“被一张手很用力地压住”。她拒绝上街，不想见人，如果要出门，就会用墨镜和帽衫把自己遮住，躲着人走。她频繁想到死亡，家里人24小时轮班陪她，她依然感觉孤立无援，恐惧整个世界，“觉得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

施雯文受的伤，“疤痕”不在身体表面。

她害怕敲门声。以前她在学校上厕所，那几个女生会通过格挡下的缝隙认出她的鞋子，然后用力踢门。离开学校后，施雯文恐惧一切敲门声，10多年过去，她还会被送外卖的敲门声吓到。

她也害怕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休学之初，施雯文得抑郁症的消息传遍全校，很多同学感到好奇，给她发好友申请。还有人直接将她拉入讨论组里，针对她个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直到休学半年后，某一天，她被拉入一个讨论组，群成员列表显示的正是那3名女生的头像。

当时，施雯文坐在沙发上，颤抖着点开消息界面，看到一个问题：“你真的得抑郁症了吗？”

紧接着弹出的消息是：“那如果我现在骂你的话，你会不会去自杀？”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父母不理解施雯文的痛苦，觉得她得了“疯疯癫癫的精神病”。

确诊抑郁症的当晚，她被母亲大哭着质问：“你为什么要不高兴？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不就是别人讲你坏话？你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

与此同时，班主任的态度是：“大家都还是小孩子，很多时候讲话没有轻重，我们没必要把同学之间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美国学者蕾切尔·西蒙斯曾针对青少年之间的隐性欺凌问题做长期调研，她发现人们对于“非肢体接触”的隐性攻击行为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认为这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

杨思言难以忘记她向父母求助的时刻。

在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大人们”。在她眼里，老师或家长，都只是一个“虽然强大但很遥远的外在力量”，他们或许可以暂时制止欺凌者的行为，但他们离开之后，在看不见的地方，欺凌者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她施以更严重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措施是忍耐。她学会了一套自保措施，试着在观念层面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变得麻木，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的经历。她从未在任何被欺凌的时候流泪。

然而，无论她怎么“控制”自己的精神，身体的反应更直接。

杨思言发现，她只要往学校方向走，就开始浑身抽搐，“像一种生理反应”。每周返校时，杨思言会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父母都开始“习惯”她的异常表现了。

某天中午，她拿着菜刀，控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细碎，嘴里还“嘀咕什么”。母亲看见了这一幕，第一次询问女儿“发生什么了”。

杨思言吐露了部分实情，结果遭到母亲质疑：“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不就是没人和你相处？如果没人和你玩，你一个人不也很好吗？”

杨思言记得，父母信奉“苦难教育”，母亲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们厌恶女儿的“软弱”，认为她必须要“坚强起来”，独立克服这些问题。

此外，在这对父母看来，从老家来到成都念书的孩子，遭遇大大小小的欺凌很寻常。他们早就听惯了，将之理解为“必经之路”“只要熬过了就好”。他们也听说过有小孩因为遭受霸凌而退学，所以女儿还能上学，就说明“还是可以了”，不过是“孩子们之间常见的社交矛盾”。

“或许真是我的错”

不光是父母，杨思言也一度怀疑自己。

她说那时她会“自我PUA”——“交不到朋友，别人不喜欢我，也许真的是我有问题”，不然 “他们为什么不那样对别人”。

当她的行为举止被室友嘲笑，她也会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很土？是不是我真的需要被改造？”

朱雨辰也反复追问过自己。

在被室友孤立之前，她从未感受过什么“社交障碍”。从小学读到初中，她在班里人缘一直非常好。但分科后，她无法加入集体中任何一个“小团体”，还被室友排挤与厌恶。

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朱雨辰认为，当人们形容一个“完美的好学生”时，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成绩好，还包括他应是一个拥有好人缘、受人喜欢的人；而当一个人只有成绩好却在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时，“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或者是一个怪人”。

“完美的好学生”变成一个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怪人”，朱雨辰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因此，尽管理智告诉她，室友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超普通的“不喜欢”，但她还是忍不住反思，“是不是我真的有社交能力障碍，是不是我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

这份自我怀疑混合着“青少年奇怪的自尊心”，使朱雨辰最终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独自忍过整个高三阶段。

上大学以后，朱雨辰在社交媒体平台看到一个有关校园欺凌的帖子，有很多人在帖子下记录了和她相似的经历，直到那时，她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远不是同学们之间普通的“社交矛盾”，而是一场怀揣恶意的“校园欺凌”。

朱雨辰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故事发到网络中。然而，还是有网友在她的评论区里留言，试图挑出她做得不对的地方。朱雨辰的大学同学鼓励她：“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每个人的个性和人际交往方式不一样，这不是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的理由。”

后来，朱雨辰和很多朋友探讨过校园欺凌的问题，找到了不少“同类项”。当这些女孩试图向家长和老师求助时，得到说法大多是“女孩子之间有这种小小的摩擦也是很正常的”，甚至还有“女孩子天生就是心眼小”的评价。“他们觉得只有几个男生把另一个男生摁住打，才算校园霸凌。”

蕾切尔·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写道，我们应该对孩子们之间隐性的“另类攻击”行为报以更多的重视以及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我们需要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需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错。”

“他们变成了另一群人，我不知道该恨谁”

施雯文曾坚定地相信，离开学校，噩梦就终结了。后来她才发现，伤害带来的影响和疗愈伤害的过程都过于漫长。

初三休学后，她没能重返校园。

施雯文坦言，重度抑郁让她的大脑变得迟钝，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曾经，她的作文常被老师朗读，后来，她甚至无法完整地阅读一篇长文章。别人坐在她身边，给她讲题，她很用力地听，但“听不进脑袋里”。

到了读高中的年纪，施雯文曾试着复学。同学们7点钟到校，她9点才能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和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异类”，没有办法融入学校生活，也厌恶回到校园生活。

最终，施雯文放弃了学业。

在内心最愤恨的时候，她设想过无数种极端方式，想惩罚伤害她的人，最终她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着施害者继续她们的人生，甚至找到下一个受害者。

施雯文曾控制不住地点开那些女孩的社交账号，看到她们升入高中，晒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学习化妆打扮，“她们的自拍照真的很美”。

而施雯文还被困着，她用黑色T恤罩住家中的镜子，不想看到自己的脸。

曾经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她也待在家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记得父亲哭得很难过。

他描述了原本为女儿规划的人生：学钢琴、舞蹈，成为“精英”，出国留学，他觉得施雯文“毁掉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孩。

那年的高考结束后，施雯文又一次关注了曾经欺凌她的女孩们的动态。她看到她们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新的校园生活，有人还出国了，过着父母期望施雯文所拥有的人生。

“所以我不相信天道轮回，她们的生活真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被“欺凌”长时间影响的施雯文不是个案，12年过去了，如今24岁的杨思言也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永远困在初一那年。

“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看不清了。”杨思言说，被欺凌的经历重新塑造了她的性格。

在摆脱校园欺凌5年后，杨思言突然患上了抑郁症，她分析，这本质上源于她对自己的不认可。 霸凌者长期的贬损和攻击内化为她对自身的长久批判，她无法接纳自己，试图在各个方面不断改进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度糟糕的人。

如今，她在名校读研究生，曾经欺凌她的人也早已远去，但她还是会经常从睡梦中惊醒，仿佛身边还有一根会戳醒她的衣架。

在朋友眼中，杨思言有点“讨好型人格”，时常因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视自己的感受。住在研究生宿舍，她总会控制不住地注意身边每一个人的反应，担心做出让人不喜欢的事情。使用洗手间时，她也时刻注意门外的声响，感知到有人想要使用洗手间的瞬间，她会立刻起身离开，为他人腾出空位。

最近，通过一些渠道，杨思言惊讶地发现，曾经欺凌她的人似乎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群人”。他们看起来成绩优异、与人为善、热衷于为弱势群体发声。他们会针对一些社会事件发出正义的号召，“好像变成人群里非常好的那种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恨谁了，我没有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好像已经不是曾经霸凌我的人了。”

“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李亚超曾是一名施害者。

他承认，读小学时曾参与对两名女生的霸凌，而现在，他试图通过帮助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来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赎罪”。

时至今日，他已经记不清那两名女生的姓名，但他记得她们的眼睛——被一群男生围堵在厕所门口时，她们的眼神恐惧、躲闪、饱含痛苦。

回溯过去时，李亚超表示，在他长大的湖南农村，“暴力”是孩童之间重要的关键词。村小里的男生以“武力值”进行权力分级，越会打架的男生权力越高，他曾是这样一个男生的拥趸。在他看来，童年时对同龄人疯狂的欺凌像一场“无意识的暴力游戏”。

比如在班级里，“老大”挑中了一个“新目标”，“小弟”蜂拥而上，李亚超混在其中，跟随“老大”对目标受害者进行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攻击。他曾短暂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但“大家都动手了”，如果不跟着做，“就好像没办法跟大家玩在一起了”。

李亚超形容自己是“乌合之众”，“当你深入集体，你很难有自主意识，如果我当时能够自主思考，可能也不会参与他们的行为”。

直到几年后，李亚超第一次在网络中看到“校园霸凌”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曾经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性质。他看着新闻视频里被围攻的校园霸凌受害者，感觉内心被狠狠敲打，“无法原谅自己”。

但他没有勇气跟当年的受害者道歉，甚至没有勇气打听受害者的近况，“真的不敢想像他们之后会过着什么样的人生”。他也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向任何人袒露那段经历，害怕被鄙视。

3年前，李亚超发现了一个“校园欺凌”网络小组，他仔细读完了小组里的每一条帖子，最终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上去，想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

他的坦白和忏悔被一些受害者接纳，同时，他也遭受了部分受害者的攻击。

有人愤怒地质问他：“忏悔有用吗？你知道有人因为校园欺凌而自杀吗？我作为受害者没法正常睡觉学习、不敢出门，你们还要来标榜自己。你们这时候发声难道是让我们原谅吗？假借忏悔之意，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李亚超被深深刺痛了，他说自己像个战犯。“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原谅你，而你自己也永远没办法原谅自己，但是我也真的不想再一直责怪我自己了。”

盛千秋拒绝原谅欺凌者，她希望他们获得惩罚。

曾经，她一度想过与自己和解，不再纠缠于过去。但就在27岁那年，她无意听到一段转述，那个曾经带头欺凌她的男生说：“霸凌她（盛千秋）这件事我觉得我做得特别好，完全没有后悔，没有悔恨。”

时隔十几年，盛千秋重新燃起了强烈的愤怒与痛苦，所有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都涌进她脑海里——灰暗的校园生活、抑郁症、失败的中考和她彻底被改变的性格。曾经她是一个“内向斯文的小女生”，如今她成了一个“过分强硬的、走在路上别人都会觉得很凶的人”。

“但是欺凌者，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盛千秋讲述了一件在她心里埋藏已久的事情。

她读高一时，听说隔壁学校的某个女生因遭受全班女生的精神霸凌，喝农药自杀了。临终前，这个女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告老师。”

3年后，高考结束那天，盛千秋碰巧和这名女生的同班同学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同学开心地打着电话，聊着对新人生的畅想。盛千秋则忍不住想起，还有个女孩，已凋零在16岁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