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会市记
去哪儿？
【资料图】
去白石赶会市，顺便买点物事。
西乡人管“东西”叫“物事”。“物”读作“密”，跟上海人的叫法略近。如果你说成“买东西”，就会有人觉着好笑，觉着这个词不像本地人说的。他们也许会反过来问，东西怎么买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倒是说说看，一样物事怎么分东西？这话说得近于吊诡，有点像禅宗里面的话头。早前看到张岱的书里讲过这么一个掌故，说有人也拿“东西”一词问和尚：为什么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和尚是这么回答的：南方主火，北方主水，水火家家都有，所以不必买；东方主木，西方主金，金木不是家家都有，所以不得不买。就这个意思了。
白石三月初十，买什么物事？
什么物事都有的啊。逐队去？
坐车，还是坐船？
坐船去。
好，逐队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水路比陆路畅通，人们喜欢坐船去白石镇。那时候，人们与河流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有人出门走水路，也就有人做走水的营生。河流上船的种类也多：有单桨船、河泥溜（俗称浪头飞）、舴艋船（俗称青田船）、机动船。载客送货的船，我们统统称为航船。我们镇上的轮船埠头，通常是半小时一班航船，向北是去白石，向东是去乐成，向西是去白象，向南是去黄华、慎江。小时候，我在岸边行走的时候，时常可见船只往来不断。这是一条流动的商业街，夏季有卖瓜果的船只，秋季有卖柿子的船只；平日里还有一些捣年糕、兑粉干的机动船，每经过一个村子就会有人举着一个铅制喇叭筒，叫卖着：“河埠头捣年糕嚄——”“河埠头兑粉干嚄——”。市日那天，赶集的人比往日多，我家门前那条大河里只有两种船：去白石的船和白石下来的船。坐船去白石，通常要经过以下几个埠头：刘氏宗祠、智广、上五宅、店后、前窑、沙岙桥后、戴宅、隔湖桥、下阮（或东浃）。每个埠头几乎都停泊着几艘船。船多了，河流就显得窄了。喧哗的声音在水面漂浮着，也不惊动游鱼。船向西北行，两岸屋舍渐疏，稻田渐多，河流由窄展宽，河风也就更大了。沿途会看到一些人挑着货担朝白石的方向走去——可以想象，一条鱼摆动尾巴的节奏与沿河一个货郎肩头扁担颤动的节奏也许是保持同步的。
岸上偶尔也会有人驻足，向船里的熟人打声招呼：去白石赶会市啊。
是啊是啊。
也有人以俏皮话作答：去白石，看媛主。
媛主就是姑娘。农历三月，可以看到桃花，也可以看到如花娇靥。
白石镇在乐清西乡。正如西乡的柳市是以柳树下互市而得名，白象是以镇上那座白塔（塔即象）而得名，白石则是以玉甑峰石白而得名。乡下人去乐清城关，都会说上去，仿佛那边地势比这边高，但不管是回白石的白石人，还是去白石的城关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用“上去”这个词。因为那里地势高，山的气势也在，不容忽视。坐在河船上，抬头仰望，就可以看到那块白色的巨石——玉甑峰。如果是在月夜，举头看山，感觉像是一座雪山浮在云端。白石山去北雁荡百余里，去南雁荡山二百余里，所以有人称这里是中雁。中雁是一种附会的说法，这一带的人一直称这座山为白石山，称山下的小镇为白石镇。没来过白石会市，没爬过玉甑峰，都不算到过白石。这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
船至下阮，才是此行终点，但会市那一天，河湾里早已泊满了船只，这些船有着木质的温和，且又与水相亲，即便拥挤在一起，也断无争码头的意思。后来的客船没有停靠上岸的余地，就只能泊在下游一个叫“上庄阔”的河湾，或另一个叫“东浃”的河湾。有几回，我就在东浃的埠头上岸。那里可看的只有一座道观，门口有两棵大樟树。跟别的树不同，这种树非要在春天落叶；若是下过一场雨，落叶黏在地上，很难清扫。樟树籽黏在地上，像鸟屎。我记得有个老道，一边扫地，一边念念有词。我问边上一个大人，他在念经文还是自言自语。那人说，不像念经文，还带粗话呢。于是，我感觉他在骂树叶，解厌气。
到白石，半是逛会市，半是踏青。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里还是一幅农耕社会的图景。虽说是镇，其格局倒更像是村庄，有良田美景，有山，有水，几条溪流漫不经心地打发着时间，房屋就沿着溪流分布，花树参差其间，疏密有致，尤其是那一片桃花林，把春天的盛事办得煞是红火。据说农历三月初十白石会市自南宋以来就已形成。如何形成，县里面编写地方志的老先生们各有说辞。无论怎么说，这里面既有旧俗相沿的，也有因缘凑合的，大概跟“蝇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一样，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市”。那天也是黄华南氏族人坐船前往白石祭祖坟的日子，同日祭祖的还有马道头、马道底、上屋、西岸等村的陈氏族人。水脉连结着血脉，可以藉由一艘艘船完成空间与时间的一次次回溯，仪式不可谓不隆重。若是春雨连旬，溪水上涨，他们的船就可以穿过下阮、杨柳滩，直抵马道滩的专用码头。会市期间，县西的学校依照旧俗会放假三天（一般是初九至十一）。对当地人来说，就跟过大年一样。因此有人说，我们是在冬天过年，白石人是在春天过年。镇上的人家有欠债的就在此前还清；有亲戚朋友过来赶集的，就设宴款待。有些人来早了，主人先奉上点心，来晚了，就吃“接力”（下午的点心）。有些酒徒赶在饭点经过一些人家，总要往里张望一眼，见到熟人，就进去打个招呼，顺便蹭杯酒吃。我曾看见有人在道坦里的酒桌间提壶劝酒，也曾看见有人喝醉了酒在桃花林里问路。这里的花，这里的人，都带着活泼泼的泥土气。
马道滩是会市的中心场地。一般来说，三月初十之前几天，很多船只就已经载着各色货物进来了。初十这一天最是闹热，四乡八里的人都来这里做亦摊亦棚的短期生意。什么地方摆什么货物都是约定俗成的：竹箩、竹篙、竹椅、竹笐、竹床板、棕丝、犁耙等日常用品就在杨柳滩沿岸一溜摆开；县东人挑来的草药就摆在白石旅馆前面一条小道上；水产品就摆在玉溪河东；一些捣臼、石磨、猪槽之类的石器，通常是摆在溪边滩头；再过去一点，能看到一些晒盐工具，比如枫木斫成的灰推、木耙等；此外还有鸡鸭、猪仔、耕牛等家禽家畜就散布在马道滩北边一个叫溪椤滩的空地上。这一天，也有不少生意人从周边的州县赶来凑热闹：永嘉人、平阳人、黄岩人、龙泉人、青田人带来了缸罐、铁镬、盘碗、草席、木材、毛竹、乌桕籽等。一大早，林间飘出的烟雾和溪边漫开的水汽，渗透到生意人的喧嚷中，仿佛在等待着阳光的渐次稀释。在天光底下做生意，彼此愿买愿卖，价格也多透明。无论赚多赚少，他们都会面带笑容，或是说一声“今天天色真好”之类的利市话。
西乡有一句俗话：宽街无闹市。很多闹市都设在狭窄的街道，心气可以拢在一起的地方。会市期间，除了各地供销社租用东西横街或南北直街的临时店铺，其他做小买卖的大都就地摆摊搭棚。西乡还有一句俗话“紧行慢市”，意思是说，货少好卖，货多难卖。毕竟，货多压肩，做小买卖的人不敢冒此风险，更何况，他们在这里做的只是短期买卖。这些天是“黄金市日”，人人希望把货物赶紧腾空，把空筐挑回家，因此也都铆足了劲叫卖：
潮涨潮落，价格不变。
缺一还十。
包吃。
也有一些小贩，一边挑着担子，一边叫卖：
卖裤夹嚄——卖鸡脚糖嚄——
在会市上叫卖草药的大多是东乡人：
靛青根——鼓槌草——满山黄——清热解毒。
矮脚铜盘——矮脚铜盘——利咽止咳。
杜仲——杜仲——吃爻腰弗痛。
东乡人和西乡人站在一起时，即使隔着老远看说话的嘴型大致也能认得出来。东乡的叫卖声至少要比西乡高一度。他们的话音里面，多用去声与入声，带有几分粗粝之气。东乡一年四季都有会市，时常可见一些小贩子一边肩挑应季水果，一边叫卖着——夏季叫卖的是东馆枇杷、龙潭杨梅，秋季叫卖的是大荆蒲瓜梨、郭路柿子……有时他们把担子挑至西乡，在街头巷尾吆喝上几声，口音往往显得有些突兀。
山南水北，街头巷尾，人流朝各处涌动，时常会扰乱我的方向感。在密集的人群里游走，感觉自己像是被喧闹的溪流冲刷到下游的小卵石。好在我认识几位住在镇上的表哥，会市期间但凡碰到，他们都会作陪。有位表哥年龄仅仅比我大一点，但他为人处事十分老练，每到一处，都会跟一些熟人打招呼。他告诉我，在会市之前，他把院子里的棕榈叶折了一些变卖，到了三月初十这一天，他的口袋里就有了几块叮咚作响的零钱。他很好客，一定要请我吃点什么。我跟随着他，来到一家卖灯盏糕的摊子前。灯盏糕是一种温州特有的油炸食品，形状有点像古代那种油灯的灯盏，以猪腿肉与白萝卜丝做内馅，以黄豆与米粉浆做外皮，讲究点的，还加点鸡蛋与虾仁。经过灯盏糕摊子，听到油锅里的嗞嗞声，看到那种金黄的圆盘，闻到那种香味，就足以勾人馋虫。灯盏糕是现炸的，立等可取，须是现吃，一口咬下去，油滋出来，香脆满口。来白石，不能不吃本街的灯盏糕。哪家灯盏糕做得好，本街人心中有数。我过去时，摊子前挤满了人。有两个跟我一般大小的男孩只能像偷吃似的躲到桌子底下，嘴里还咬着半块灯盏糕。表哥隔着晃动的人头，叫了一声摊主（也许是摊主儿子）的绰号，把几枚硬币往铁桶里丢了过去。不过一会儿，就有两个金灿灿、香喷喷的灯盏糕隔着几条粗细不一的手臂向他这边递过来。
在街头，还能看到几家香糕摊子。这种香糕俗称板糕，我后来写一本地方图文志，才知道，香糕是邻镇白象特产，主要有“公记”与“公久”两种老字号。香糕配料比灯盏糕要清素一些，有糯米粉、糖霜、橘饼、芝麻、桂花、食用碘盐，此外还加了一种中草药香料（这是秘方，不轻易外传）。从外形来看，灯盏糕是圆的、金黄的，板糕是方的、粉白的；灯盏糕是油炸的、香脆的，板糕是蒸的、甜软的；灯盏糕必须现吃，板糕可以带回家，存放很多天，慢慢享用。站在香糕摊前，深吸一口气，那种香甜的味道仿佛来自长辈的新年祝福。
在这样的市集里，吃是顶重要的一桩事。走累了，买点吃食犒劳一下舌头，似乎也可以顺便抚慰一下疲乏的双腿。沿途随处可见乐清土特产：有乐成西横街松糕、芙蓉麦饼、鹅头颈、大荆炒米糖、白溪发糕、沙岙粉干、马仁桥素面等。至于水产品也是品类繁多，可分为鲜货、腌货、干货。鲜货有鱼、虾、蝤蛑之类的；腌货有白鳣生、泥蚶、糟鱼、蟹酱之类的；干货有乌贼干、虾干、鱼干之类的。在寻常人家，这些是绝好的配酒菜——浙南人口味颇重，鲜货一定要鲜到舌尖一颤，腌货一定要咸到舌根发苦，之后便是经过牙齿与舌头的细小摩擦，一一分解到胃，之后便是灌上一口家酿酒，让口腔里的一阵轰鸣迅速覆盖味蕾间的余欢。
吃过罢也未？
吃过。
这一天，熟人之间都是这样问候。
白石人称我们这些人是“嬉客”——在街上嬉嬉吃吃、无所事事的那种。除了吃食，“嬉客”也买点日用品。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停下来。问，这物事几厘番钿？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东西要卖多少钱”。问问，不买也可。
西乡人往往把逛会市称作“荡会市”。“荡”就是来回走，似乎比“逛”更显率性。荡会市的人大多是带了点钱的。有些人盘算好了，一定要买些受用的物事；有些人则东逛西荡，只是为了图个兴致，偶或买件小物事，拿在手里，也无非是表明自己来过这里，没有空手而归。
有一年会市，我把口袋里的最后一毛钱用来买几块鸡脚糖，然后混入一艘回头船。
有一年会市，我荡完会市，两手空空，就跳到溪边，挑了几块俗称“石子卵卵”的小圆石，装在口袋里，徒步回去。
荡会市，看各式各样的物事，也看各式各样的人。
偶尔也能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左手执一根扁担，右手执一杆大秤，在街头来回走动。秤尾在高出人头的地方浮动着，像江面的浮标，十分显眼。这杆大秤，俗称子孙棒。做买卖的人看到子孙棒，就晓得牙郎来了。牙郎是职业掮客。有些买家怕卖家缺秤(分量不足)，就会请他们把关。每个行当的牙郎都有不同的切口，水产行的牙郎有“水产切”、牛市有“牛切”，俗称“江湖诀”。他们深谙世故和民间算法，朴实的笑容和狡黠的目光可以在同一张脸上共存。我至今不知道牙郎在买卖中使用了哪些技巧，但那种小计谋、那种让人不易察觉的心腕的交应、那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交易规则，充满了一种世俗的神秘感。牙郎是否吃得香，就看耳朵上有没有烟。敬烟的人多，就表明他在这个圈子里口碑好。有些牙郎为了显摆，也会从口袋里掏出两支烟，夹在两边的耳朵上。我在会市上见过一个牙郎，大约是中午刚吃了几杯酒，面色通红，尤其是鼻子，红得像一根萝卜。有人给他递来一支烟，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甩了甩手，掉过火柴头，就当牙签，一边剔牙，一边说话。这样的牙郎在当地应该是混得不错的。
如果你看到什么地方人轧人，不消说，一定是在看把戏。当地人说，把戏可以旺市。每年这时节，“做把戏人”会不请自来。西乡名气最大的“做把戏人”有白象王中标（读音）、柳市新桥高福彪（读音）。听到敲锣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做把戏人”来了，至于他是王中标还是高福彪并不重要。撂地卖艺，也多随意，要么在蛎灰坦里，要么在平整的菜园里。围观者有盘腿坐着的，有蹲着的，大多数人交错站着，还有的甚至爬到树上观望。如果人群太过密集，收得紧了，“做把戏人”就会掏出流星球，呼啦一下，挟带着一道劲风扫开去，让人感觉眼前犹如掠过一只大鸟。待围观的人群退到几丈开外，圈子扯圆了，“做把戏人”才开始表演一套南拳，先是朝四方拱手，表明自己是吃四方饭的；接着退后三步，表明自己只有三脚猫功夫。这些是地方拳师的老规矩，没有这套规矩，也许会有人跳出来叫板。他们表演套路时，不仅在拳脚上使劲，还在脸上做戏——出重拳时，必是龇牙咧嘴，挑眉瞪眼，状似庙里边的四大金刚。声势也足，有时忽在地上顿上一脚扬起一片尘土，有时忽来一声大吼，有时嘴里发出一种怪异的咝咝声。一套拳打完，照例要卖膏药。一个小徒弟把铜锣反过来，端着药，走了一圈。无论有没有人买药，把戏都要演下去。师父累了，徒弟登场。他们借助那些被手掌磨损过、汗水浸泡过的道具，总能有惊无险地完成每个既定动作。把戏是一套接一套的：比如胸口碎大石、飞镖击打木板穴位、皮帽接木球等。每预报一个节目的间歇，都会有人出来卖一回膏药，收一回钱，这跟说书一样，在上回与下回之间都要留个悬念，吊足观众的胃口。
通仙桥一带，还设有一些算命、看相的摊子。白石人管算命、看相叫“行琴”，为什么带个“琴”字？因为算命、看相的大都会弹三弦琴。他们算命、看相之余也卖点民间偏方什么的。此处不提。
还有一些小偷，大都是从山上下来的穷人家的孩子，每逢会市，他们会不动声色地露一手。此处也不提。
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七月半之人。”如果你觉着白石会三月初十没什么物事可看，看看人也是可以的。从某个山头俯瞰，人是东一团，西一簇的。在青绿山水间，黑压压的人头，沿着杨柳滩、马道滩两岸缓缓滚动。密集。纷乱。黑云翻墨。白雨跳珠。抵暮，岸上人“渐渐稀薄”。
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荡会市”最快乐的事除了吃零食、看把戏，便是去溪椤滩看那些耕牛、猪仔之类的家畜，有时也蹲在路边的笼子前看那些雏鸡、雏鸭之类的家禽。有一回，我听说温州动物园的动物要在上陈祠堂内表演，急匆匆跑过去，却被告知，这已是几年前的事。在悻悻而回的半道上，忽见一只鸡从斜刺里飞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公鸡——飞得既高且快。鸡贩子追着它跑，手上与地上都是一把鸡毛。鸡跳过人群在远处回过头来，好像在等着那人追过去。我们都觉着鸡贩子是追不到那只鸡了。不过须臾，鸡贩子就从人群中走来，手提一只鸡，鸡脑袋耷拉着，一副认罪的样子。
母亲带我荡会市时买过几只小绒鸡。回家后，我们就用红笔标上记号，放庭院里散着养。在农村，本地鸡也叫“吃谷鸡”。那时候的鸡大都是吃米谷长大的，主人把吃食往地上一撒，嘴里发出“咯——咯咯咯咯”，鸡就跑过来，脑袋一啄一啄的。一只“吃谷鸡”的养殖周期通常需要五六个月。也就是说，那五六个月期间，我是看着那几只鸡长大的。小鸡变成了母鸡，孵化时，大人通常让我们蹲在那里看着母鸡孵卵（乐清方言，称蛋为卵），若是母鸡没耐性，站起来想走出鸡窝，就要及时报告大人，那时候大人就会给母鸡包上一块黑布，让它乖乖就范。那只最喜欢在黎明时分抒情的公鸡后来被我们宰杀了，父亲说，公鸡属阳，吃了温补。一只低调的公鸡和几只母鸡则留了下来，负责生儿育女。鸡生卵，卵生鸡，虽说会给庭院里多添几堆鸡屎，但好歹也能给一户人家添一些生气。多少年后，我听母亲说起“吃谷鸡”这个词时，忽然觉着它跟菜市场里的肉鸡或肯德基店里的鸡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很多鸡据说注射了一种催长素，短短六十多天就能长得又肥又大，在农村，这叫“六十日鸡”。往后催长技术越发厉害，恐怕还会缩短生长周期吧。
我们也在会市中买过一种小番鸭，绒毛辉亮，呈淡黄色。小番鸭走路的姿势常常让我想起电影中穿燕尾服的卓别林。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小番鸭比小鸡更有喜感。小番鸭也是放养的，它们的自我谋生本领要比小鸡好，可以从田间水边自觅食物，吃食有鳝鱼、泥鳅、蚯蚓什么的。过了几个月，它们就长成似鹅非鹅、似鸭非鸭的大块头模样。一位邻居告诉我，番鸭睡觉的时候，一只眼睁着，另一只眼闭着，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状。不过，只要我站在它们身后的时候，它们就会十分警觉地展翅跑开，好像担心我会使坏。番鸭很野，整天喜欢往河里钻，不到天黑是不回窠的。它们即便出卵，也懒得孵，大人有时候会把一个鸭卵放在蹲窝的老母鸡身下，以助孵化。我不明就里，曾把一颗天青色的石子卵卵放在老母鸡的窝里，放了很多天，也没见动静。大人知道后就说，鸭卵是有生命的，石子卵卵不是鸭生的怎么可以？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鸡和鸭之间的关系、人和鸡鸭之间的关系。万物之间的关系也许永难理解，但生活依旧可以保持和美的样子。
那些童年时期跟鸡鸭打交道的乐趣是“荡会市”之后带来的，虽然微不足道，但每每忆及，连鸡屎鸭屎似乎都充满了花香。
去哪儿？
去白石赶会市，顺便买点物事。
白石三月初十，买什么物事？
什么物事都有的啊。逐队去？
如今回想起来，这些日常的对话里，埋藏着多少人间烟火的气息。小买卖、小日子，外加一点小欢喜，这才是千百年来平头百姓的活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工业文明彻底打败了农业文明，很多农民把锄头放下了，把卷起的裤脚也放下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指甲缝间的泥巴清洗干净，就已经伸手去触摸机器的油污了。一首行业歌写的就是西乡一带“一乡一品”的景貌：“柳市电器五金，白象水泥钢筋，翁垟按钮矿灯，白石橡胶鞋底，茗东信号指示灯。”后来我就在白石会市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电器产品、鞋底样品，偶尔也能在小商品店门口看到一些歪歪斜斜且触目惊心的促销广告文字：“跳楼价”“吐血价”“厂家倒闭清仓大处理”“老板跑路厂家残货半价大甩卖”……再后来，就看到每个摊头都挂起了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的小牌子。从古代以货易货的互市方式到今天推行的数字货币交易方式，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老百姓还是像千百年前的古人那样，心怀安居乐业的朴素愿望。
什么物事都有的啊。逐队去？
坐车，还是坐船？
坐船去。
好，逐队去。
现在坐船也是可以去白石的，但两岸的自然风景早已消失了。工业化带来了时代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生态的破坏。西乡人之于河流，原本是敬若神明的，而现在，河流不是被填埋，就是截弯取直，加之污染，早已看不到旧时模样；随之消失的，是两岸大片大片的田野。我开车来到白石会市的旧址，发现昔日的杨柳滩和马道滩已经消失，代之以一条灰暗、浑浊的河流，两岸起了很多高低错落的楼房。不过，站在白石山上，依然可以看到山中奔流而下的溪水，汇入白石河、密川、合湖、蟾河、漳川、柳川、长山河、仰槐河，东流到海不复还，一如我们的先人，一如时间本身。
丙寅抬会记
丙寅岁末，兰姨拎着一个大网兜和旧兮兮的挎包跨进我们家。屋外的寒气徘徊不去，北风贴着地跑，野狗般忽远忽近。蒙尘的灯泡从天花板上投下一束黄光，把一桌饭菜映照得生色不少，但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有动箸，都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兰姨坐在镬灶间的柴仓凳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这让母亲脸上有了几分尴尬之色，她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只好把汤罐里的温水舀出来，添些冷水，直到水桶里的温水都快满溢了，才对着我们兄弟俩唤道，暖汤烧好了，谁先来洗面洗脚？依旧例，我们每晚洗漱都在吃饭之后、睡觉之前。因此，我就说，我们连晚饭都没吃，怎么就先洗面洗脚？这话让母亲听了愈发尴尬。那一刻，她好像忽然醒悟，我们还没吃饭呢。可是，让我们坐在那里有滋有味地扒拉饭，让兰姨独坐一隅苦等，似嫌怠慢；但兰姨的脾气也怪，非要等父亲回来，她才肯吃饭。灶孔里的暖气弥漫在整个镬灶间，兰姨依旧木木地坐在柴仓凳上。有时猫来窃暖，无声无息，如同幽灵。从灶孔里发出的松柴微火的钝响，应和着远处零星的爆竹声。我跑到楼上，打开窗户，看看那条巷子里是否出现了父亲的身影，却只见几个老人带着小孩子在巷口点岁灯。从这条巷子望出去，是一排繁复的灯盏，一片安放喜气的瓦屋。瓦屋尽头，并没有响起橐橐的脚步声。远处的天空，只有几束烟花寂寞地燃放着。
听母亲说，父亲一大早就跑到外面讨债去了。也许他现在就跟兰姨一样，正在那户人家守候着，闷闷不乐地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兰姨是从两百里外的一个县城过来的，这一回她若是讨不到钱，就没脸回去过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待在我们家里苦等消息。她坐在我们家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是来讨债的，倒像是来做客的。通常情况下，她是隐忍的、知礼的，即便流泪也是背过脸去的。半年前，父母把兰姨拉进一个“互助会”。谁知“互助会”竟是一桩骗局，父母向兰姨借的钱和她本人的钱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卷走了。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碰上“抬会”这档子事，以后吩咐子孙，九世勿碰。
“抬会”，也叫“聚会”。乡人忌说“抬”字，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到抬棺材这档子晦气的事，但他们说顺了嘴，也就不管什么忌讳了。这大约也是抬会后来活该倒霉的原因之一吧。抬会是怎么来的？我那时年幼，未曾问过大人，只是听一些人说，它是一名深山冷庙里的尼姑所创的，尼姑大约是受了一个小镇上的穷木匠的好处，就面授机宜，让他一夜发财。我后来写一本有关西乡风土的书，特地查了一下有关“抬会”的史料。原来，这种民间融资的奇招并非尼姑所创，它在温州由来已久。民国时期的抬会是这样的：一个会由十余人凑成，牵头的，称会主，入会者统称为会脚。入会者先有约定，会金须得定期交出，首笔会金由会主收用，类如牌桌上的头家先出牌，此后的规矩则是让会金依次交给会脚，各人轮流收一次。收毕会金，会主就在家中摆一桌酒席宴请会脚，俗称“吃会酒”。此种风气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不太盛行，但一直以来在城乡之间生生不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抬会”换了一种面目又幽灵似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会”中生“会”，就有了各种名目的“会”：“八年四会”“二万会”“五万会”“摇会”“退会”“进会”等。一种叫作“银背”的人也开始游走于乡野市镇。“银背”是什么？字典上没有这个词，好像是我们这一带的人独创的，意思是“背银子的人”。奇怪的是，银背和会主大都是没多大文化的农村妇女。大约是女人属阴，天生就有一种吸金的能力。那时候，一个貌不惊人的村妇也许就是百万元的会主。会主、银背、会脚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张蜘蛛网，既复杂又脆弱；只要其中一个受损，便是一损俱损，整张借贷关系网也就随之撕开了。父母和兰姨的钱交给一个银背后，就是这样不知所终。父亲找到了那位银背，她虽然欠了父亲一笔钱，却显得很轻慢，脾气不小，用父亲的话来说是，病人大过郎中。父亲隔三岔五上门讨债，奔走不歇，却总是无果而归。也就是在那个除夕夜，父亲依然在一个银背家苦等那笔旧账。
父亲回来已是很晚了，五官拧在一块，松不开。母亲回到灶边，把饭菜重新馏了一遍。兰姨和我们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了解情况。听父亲说，整整一天他都在那个银背家中坐等。他们家里还有十几个像父亲这样前来讨债的人，个个都霜着脸。而银背呢？却跑到那个会主家去讨钱了。但有消息称，会主还不起钱，她家的“钱庄”被人封了，而她本人究竟是卷款逃匿，还是被黑道上的人绑架，外界不得而知。这家会主的遭遇还算好的，有一家会主的家门天天被几百个债主像石头似的堵住，走投无路，呼告无门，就拿烧酒拌着敌敌畏灌下去，一死了之；她的丈夫解下了领带（也有说裤带），作势要投梁自尽，幸好被人及时发现。这世道，父亲只是一迳地感叹，这世道。
父亲的脾气原本就不太好，那些日摊上这些烦心事，更是肝火大动。一回到家，便是闭门称尊，仿佛要把自己在外边所受的屈辱全撒到我们身上。我们总是想躲到父亲的视线之外，但屋子太小了，父亲目光一扫，纤细必照，看什么不顺眼，必加呵斥。猫狗也不例外。父亲喝斥母亲的时候，兰姨就在一边相劝。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脾气温顺，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到柴仓凳上，往灶孔里添了一块柴爿，把灶火拢住，这是我们镇上的习俗，每逢除夕夜都要为明年留点什么。在锅里留点饭，也是这意思。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父亲在门口打了一串鞭炮，放了三声炮仗。在硫磺的气味中，我们一家人望着满地翻滚的红色纸屑，告别了旧年。不过片刻工夫，整个镇上的爆竹声便由繁密归于疏落。偶或有几束烟花，在夜空中拖曳着渐行渐远渐淡，仿佛一个人刚唱罢一首歌，还剩些余韵要缓缓地平复。
新年第一天醒来，我们没有穿上新衣裳，自然也没有向父母伸手要压岁钱。兰姨在我们家过完了春节，心里总是惦记着家中的女儿。兰姨叫什么名字，我从未打听过。母亲让我这么叫我就这么叫了。对她，以及她的家人，所知甚少。只知道她是平阳县人，丈夫是个不太走运的烟花爆竹制造商，到了年底，常常是开着卡车四处奔走，既是去外头讨债，也是避债。她有个女儿，一直寄养在乡下外婆家。按理说，这个时辰，她们一家人本该是团聚在一起，充满喜乐的。兰姨的烦忧也是父亲的烦忧。父亲向她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这笔钱追讨回来。
过了正月初一，兰姨带着无望回去了。
这一年清明，兰姨把几箱滞销的爆竹批发给我们家。父母在镇上一个南货市场做小营生，因此就辟了一块小地方兼卖爆竹。生意居然不错，三天时间赚了千把块钱。又过几天，兰姨带着一包清明前采摘的新茶，过来结账，父母把所赚的钱悉数交给兰姨。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他们还给兰姨的第一笔钱。剩余的欠款，父亲还会分期还掉。做人不能没人影，父亲常常这样说。所谓人影，在我们家乡，亦指信义。不讲信义的人只会说鬼话，而说鬼话的人只会被人当鬼看，自然是没有“人影”的。
转眼间又要过年了，兰姨又从平阳县带来了一卡车烟花爆竹。父母在自家南货店斜对门支起了一个摊子，我和哥哥刚刚放了寒假，父亲便让我们过来帮衬。边上也有人（以中老年人居多）卖烟花爆竹，时不时响起一声吆喝。起初，我们兄弟俩羞于当小贩子，两个人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远远地站在摊子一边，生怕遇见熟人打招呼。天气寒冷，生意清淡，我们都感觉时间难熬，一边跺着冻僵的双脚，一边背着一些古诗词。哥哥背前一句，我接后一句。整个市镇上空唯有雪意，没有那种漂亮的雪花。那年冬天好像特别冷，天黑下来之后寒气更深重了。风一吹，地上的树叶就变成了旋涡，站在街头，有一种生怕被漩涡吞没的感觉。平日里，父亲时常会过来作例行检查，他告诉我们：碰到那些骑摩托车的人（那时候，骑摩托车便是有钱的象征），一定要吆喝一声。但我们兄弟俩羞于开口。摩托车呼啸而过时刮起的灰土，常常弄得我们灰头土脸。晚上回家洗脸，一看，脸盆是墨黑的。那阵子，由于丙寅会案的影响，镇上经济不景气，买烟花爆竹的人也不如往年多了。但我们一家人苦战十几天，好歹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岁暮的天空总该比平常闹热一些，即便是从天上流落人间的烟花，似乎也带着寂寞的欢喜。父亲望着天空，眉头终于松开了一些。除夕前一天，兰姨又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我们家，父亲把刚刚赚得的一笔钱交到她手中。这是父亲还给兰姨的最后一笔钱。第二天，兰姨就要回去过年了，母亲给她准备了一些年货带回去。母亲说，我们欠了兰姨一笔债，但她又帮我们赚钱还债。这世上，哪里找得到这么心地善良的生意人？
过了正月，我们得知兰姨家的烟花栈房发生爆炸，她丈夫和两个工人被当场炸死了。从此，便断了兰姨的音信。
丙寅会案发生时，我还只有十多岁。那时候，县里面每天都在审会案，风雨如晦，人心惶然，我们镇上死伤的会主和银背大约也有几十个吧。
除此之外，那一年，我们镇上似乎并无大事可叙。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有《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面孔》等。另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评论集《隐秘的回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