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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分考生”徐孟南结婚生子后重返校园:“专升本”将毕业,“我常常有负罪感”

2023-05-31 14:18:50 | 来源:腾讯网

徐孟南时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他自认为心理年龄是二十三四岁,和他现在的同学们差不多大。但实际上,他在2008年首次参加高考。

那年,他故意一题不答,往考卷上写满自己的教育改革设想。当然,这些设想没有被采纳,只换来了共计143分。而后,他接受了命运,打工、结婚、生子。后来,他离婚了。2018年,他又通过考试重返校园。

他与九派新闻仔细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种层面上的影响。于家人而言当然是失败的,因为没考上大学让父母失望了。于个人而言则影响不大,他平和乐观,没有长远规划,物欲很低。于社会而言则成败难论。他筹谋了两年,甚至放弃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广。


(资料图片)

不过,徐孟南仍坚信当初的作为是有意义的,退一万步讲,“总要有一种不同的声音”。

徐孟南即将从安徽艺术学院毕业。图/受访者提供

捍卫消极自由

又是一年毕业季,悲伤和焦虑同时弥漫在安徽艺术学院。

眼前是33岁的徐孟南,他看上去还是学生模样,瘦且白皙,身穿蓝色T恤,头上箍一根黑色发带。说话时,他习惯看向右上方,像在仰望些什么。他细长的眼睛亮亮的,脚步轻快。

要很仔细看,才能在他身上看出岁月的痕迹。他发际线略微后移,有一点小肚子,箍上发带是为了缓解紧张时的头疼。

六人宿舍,有人考公,有人找工作。有室友考了两次事业编都没过,一边放弃一边复习。也有形象好、能力佳的男同学,进了面试却被刷下来。这让其他同学心有戚戚——他都考不上,我们就更不可能了。

徐孟南能部分理解他们的焦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四下望去没有目标,而社会时钟高悬于顶,催促着他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从世俗层面来说,33岁的徐孟南似乎更应焦虑。他没工作,没房没车,上有老下有小,连考公的年龄要过了。

他却不以为然:“我有事情做。”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徐孟南待在宿舍里,四五个小时能剪出一条五至八分钟的动画,一天剪个三四条,传到短视频平台后会获得流量激励。因为坐得太久,宿舍的椅子都被他坐矮了。

他从去年开始做这份兼职,还交钱上网课,起初一剪就是一夜。猛抬头,天色已亮,室友都起床了。剪着剪着,兼职变成全职,变成他当下的安身之法,一天下来能赚三百块钱。

有同学来咨询,他把教程推荐过去,可没人学。就连网课群里也没几人坚持下来。这份营生要求长时间的专注,腰酸背疼是一方面,初期常常只有投入不见起色,十分消磨兴趣。

徐孟南接下了这份工作,乐在其中。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事,因为能自由创作。“如果没有这件事做,我可能也会焦虑吧。”

“现在的我,应该是算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是非常自由的。”徐孟南在捍卫自己的消极自由(注:“消极自由”由以赛亚·柏林提出,指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

“自由”“意义”永远是打动他的关键词。考零分一事就是被意义感所驱动。他想,人总有一死,而“被铭记,那是永远活着!的!”他连用两个感叹号。

现在的徐孟南。图/九派新闻覃钰钰

关键是没钱

说话间,徐孟南靠在咖啡厅蓝色的墙壁上,下巴微抬,像在仰望些什么。他陷入畅想,“如果有钱的话,我想出国看看。听说荷兰、德国的教育里比较好,就想去看看他们的教育理念。”

他的神情语气都是二十来岁的样子。但畅想很快落入现实,“关键是没钱,没钱也限制很多事情。”

徐孟南没有那股出人头地的劲。他对物质要求很低,衣服裤子就几件,夏天穿,冬天也能穿,不过是罩件袄子加条秋裤的区别。现在,他的毛衣是五年前买的,蓝色T恤的领口生出褶皱。至于宿舍桌面,只有电脑、鼠标、插排、路由器和一包纸巾。

室友孙宇说,其他人的洗手台上都摆着洗面奶、水乳,徐孟南从来不用这些,“就只有洗发水、沐浴露、牙膏牙刷”。

据媒体报道,过去还在打工时,徐孟南对世俗追求便看得很淡了,工友看到他每天揣着书看到夜里十一二点,私下里都说他“太会装了”。

一位工友回忆,他平时连矿泉水都没请大家喝,但有一次找到他借了一万块钱,他问都没问就答应了,“出门在外打工,大家都提防这呢,他倒还好。”那位工友说。

现在亦是平和散淡。家人催他相亲,他不在乎。村人议论起他的情况,他也不介意。前几天,他还想着在县城买房,方便小孩上学。“但想着以后可能会贬值又不买了。”他又想,买房可以,但如果不是全款还是算了,因为这意味着压力。

毕业后,他打算毕业后回老家住,继续更新账号,顺便多陪陪儿子。只是,“村上都没什么年轻人了。”

高考0分计划

回过头看,“考零分”是他唯一的壮举。

2006年的一天,高一学生徐孟南在新华书店看到韩寒的杂文集《通稿2003》,在一篇名为《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里,韩寒认为,“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

徐孟南过去算得上好学生,跟着家里人下地的时候,会独自趴在田埂上做数学题。因为成绩好,还受到老师的呵护。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老师的反应是,“肯定不是你的原因,是他的原因。”

可看过韩寒的文章后,他恍然感到被现行教育制度欺骗,“好像知道了一个大秘密”。回到教室,他看着密密麻麻的习题,想到以后也用不上,他陷入痛苦。

他又观察同学,有的中规中矩犹如流水线产品,有的偏科严重无缘大学,都是现行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于是,徐孟南白天强忍着激愤听课,晚上上网搜集资料。他总结出一套“三人行教育体制”。简单地说,他希望各年级的学生都能因爱好而学习,初中培养爱好,高中根据爱好分科,再选拔进大学。

方案出来后,高二的徐孟南感觉自己好了不起。他在自述中写道,“隐隐约约感觉,这个暗合了我从小一直有的,我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但他并没有沉浸兴奋与愉悦中,想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好造福子子孙孙”。

高中时期的徐孟南。图/受访者提供

起初,他给韩寒、蒋多多(2007年的0分考生)、教育部长写信,均石沉大海。他又将“三人行教育”写成小说,投给出版社,收到的回复是“不能列入出版计划”。

能做的都做了,最后的方案只剩高考了。他把“三人行教育理念”作为答案写入试卷,期待成为当年的“0分考生”,像前一年的蒋多多一样获得媒体关注,再借机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

可天不遂人愿,他最后还是拿了143分,没有媒体前来。

徐孟南决定去自杀。他写了封遗书,首次对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然后带着两件旧衣服出门。在家乡的涡河岸边,他摆上旧衣,搬到一块大石头扔到一边,制造“坠石落河”的假象,最后买了车票去邻县。

他没有多少钱,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大街、工地和河边。夜里,他幻想着“自杀”后引起关注成名,来熬过长夜。蚊虫不断骚扰,他就用废弃的宣传条幅遮住脸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后,媒体上还没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内心矛盾起来。最后,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

狂人或普通人

“(考零分)整个过程里,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徐孟南现在评价,“我并不想做这个事情,但又觉得这件事是对的,有意义的。”

他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一来他内向胆小,当众读课文都会心生胆怯、双腿颤抖。二来害怕被劝阻考0分。

他用“孤独”“痛苦”“凄惨”形容那段时间。他说,他经常在考零分和上大学之间徘徊。考了零分,就会伤害父母,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养家,“真心伤不起”。不考零分,就浪费了自己绞尽脑汁的宣传。

他想,如果自己是孤儿就好了。就不会想到父亲每天三四点起床熬糖水制作芝麻糖,再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去城里叫卖。不会想到母亲大冬天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清理牛肠中的赃物。于是他又想好好学习了,但思绪并未停止,他想到留名青史,想到自己可以做一件大事……

他总是梦到自己拿着小说去出版社,到了门口却踟蹰不前。他说,或许在潜意识里,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行动,尤其是家人。

“我常常有负罪感,毕竟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不光彩的事情,我是无所谓,可我不想让家人难堪。”他现在分析,“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犹豫又坚决。”

直到高考前一两个月,他知道自己考不出很好的成绩了,只能静静地按照计划考零分。“这时我心中很平静。”

高考结束,作为新闻人物,徐孟南短暂地获得了关注。潮水退去后,他被抛入社会。

其间,他遇到别人求助,于是把身上的700块钱都借给对方。骗子都傻了,问他要不要给自己留200块。他拒绝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被骗,于是安慰自己,不过是700块钱。但难受又是真实的。

他去上海投奔姐姐,进入一个包装厂打工,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800块,无劳动合同。

徐孟南在工厂。图/受访者提供

他知道这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每月960块,不签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他咨询了律师,找劳动仲裁,要求双倍工资赔偿。投诉的结果还没下来,两位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图什么。徐孟南说,一为工资,二为法律。

“别人都不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做?”老板说,上海不正规的厂很多,但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徐孟南说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警告老板:“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

老板笑了,“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换个地方开厂。但你也不好过,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这句话吓住了,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条件,不让其他同事知道,拿了双倍工资走人。

2010年,徐孟南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一位患有听力障碍的姑娘结婚。他在岳父的猪毛长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

他原先想着结婚后上个轻松的班,还能继续搞教育。但事实是,结婚后他不再关心教育了。那段时间,“快乐来自于能多挣点钱,烦恼就是钱挣少了,家庭琐事上也烦恼”。他和妻子不谈理想,只聊生活琐事。

徐孟南觉得自己寄人篱下,生活困苦。2017年,两人离婚,女儿交给前妻抚养,他带着儿子。

重返校园

早在2008年考零分后,徐孟南就想复读,家人不让,担心他又胡来。离婚后,他感觉自己的心境还停留在当年高考结束时,“沉舟侧畔千帆,病树前头万木春”,他重新思考起未来的去向,高考的想法浮上心头。

好像一切条件都成熟了。他有了点积蓄,没有家庭束缚,高中毕业10年的他也更成熟开朗,不像以前,“跟个闷葫芦似的,会失去很多在大学里的快乐”。

有人问他,怎么不去多挣点钱。他回答,读大学后可能会挣更多。但他心底明白,读出来也挣不了多少钱。那时,靠着做电商和写自媒体文章,他一个月已经能挣1万元,而他之所以高考,“只是想去上学而已”。

由于对学历没有要求,也懒得再去复习高中深奥的知识,他把目标定为专科。

那年冬天,在招生办排队报名时,徐孟南用手机搜索高考政策,意外地发现,早在2014年,国家颁布新的高考制度,在上海市和浙江省试行。新高考的“选科考试”“走班学习”“一年多考”等制度,与他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几乎一致。

徐孟南欣喜若狂,想起当年被嘲笑,他有一种一雪前耻的痛快,“这说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2018年,徐孟南考上了一所职业学院,学的是新闻专业。

重返校园,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专科三年没翘过一堂课。身为班长,还有其他事务要忙,上课期间若要有老师在教室外找他,他都不会出去,觉得影响自己听课。

那时他还没开始做视频,每日在图书馆、宿舍间两点一线。

他跟同学也不大提起之前的经历。“那都是过去了”。但同学或许也会知道。军训时,有学生走到他的方阵前,指着他跟另一个同学讲,“你崇拜的那个人来了。”

他很少提起过去的事,有同学提,他也会打哈哈,把话题引向其他的事。

2021年,徐孟南通过专升本考入安徽艺术学院。

在本科室友孙宇(化名)看来,徐孟南是个靠谱的人。毕业季,同学们都忙着事,徐孟南帮好几位同学转交资料,跑前跑后。一次半夜,室友们都睡了,孙宇肚子疼得厉害,下了床。徐孟南看到了,怕吵到其他同学,小小声地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帮他联系辅导员。这让他感到被关怀。

孙宇1999年出生,比徐孟南小了整整十岁。他总是会忽略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因为徐孟南长着张娃娃脸。徐孟南也总是忘记自己的年龄。

于他而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那些年并没有让他学会太多。他做着最基础的活,没有与太多人交流,也没混上个管理层。他自认为心理年龄应该就二十四五岁,比同学大不了多少。

孙宇记得,有时候舍友们聊天,徐孟南会提起自己的儿子,学习不好怎么办,个子不高怎么办。比他小十岁的室友们支招,“给他补钙!给他吃肉!给他喝牛奶!”徐孟南听了点点头,“噢,是的。”

孙宇对徐孟南的刻苦印象深刻。他们曾一起考研,为了不浪费时间,徐孟南晚上住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不回宿舍,别人还在考研起步的时候,他已经背了两三遍单词。孙宇觉得,每天学那么久,他是做不到的。

在孙宇看来,徐孟南有精神性的东西在支撑着自己,“最起码他的人生是努力的,一个努力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徐孟南在考研。图/受访者提供

现实压力

徐孟南想考教育学的研究生,想再研究教育制度,努力了很久,还是放弃了。

他给的理由是,那时已经接触上短视频制作,可以赚点钱,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我也考不上特别好的大学,做学术的话,没有很好的老师带也很难出成果。”他想再赚几年钱,或许能出国看看,过几年再考研也行。

孙宇从没见过徐孟南焦虑,只见他开解其他同学,“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但他想,徐孟南也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包括现在每天剪那么长时间的视频,要动脑又很琐碎……毕竟还有个小孩要养。”

徐孟南的儿子10岁了,活泼,不粘他,甚至有些怕他。儿子在县城里的民办寄宿制小学上学,每隔两周才能回一趟家。他给儿子买过一个电话手表,儿子经常给他发消息,也不说想他,只是让他转告爷爷奶奶说,放学了,要回家了。

他承认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有些自责。但又想到,如果不送去那所寄宿小学,他没办法接送孩子上学,父母接送又有危险。而且乡村小学的规模很小,每个班只有个位数,给不了太好的教育。他还安慰自己,如果去上班,自己会到外地,儿子也会成为留守儿童。现在上学,好歹还有寒暑假能够陪伴。

专升本之前,徐孟南短暂地去找过工作,他做过课程销售和网站编辑。他不喜欢打电话,课程销售却要打好多个电话,成功率却很低。

网站编辑他倒是有经验。他曾创建一个叫“高考0分声”的网站,更新自己和同期高考生的进展、相关政策更新和媒体报道。对这份工作,他马上就能上手,还教其他同事操作,领导也夸他编辑得好。结果一发工资,“比不如我的同事还少了500块”。领导告诉他,面试时他同意得太快,给的工资比其他人少。徐孟南想,自己可能遭遇了年龄歧视。

徐孟南自建的网站“高考0分声”。网络截图

想到上班破事太多,还不如回家躺着赚钱多(他的网店现在还有收入),徐孟南辞掉工作。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他承认,他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宁可从事从前的轻体力劳动。

和徐孟南同期的“0分考生”,有人中年发胖秃顶,害怕说错话。有人在工地上赚钱,早就放弃理想。也有的不再接受采访,隐匿茫茫人海。

唯有徐孟南,还偶尔在网上更新动态。他没有放弃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宣传,也没那么执着。他觉得他的理念是正确的,所以理想总会实现,只是不一定由他实现。但总会有那么一天。

他与九派新闻仔细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种层面上的影响。于家人而言当然是失败的:没考上大学让父母失望了。于个人而言则影响不大,他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

于社会而言则成败难论。他筹谋了两年,甚至放弃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广。

不过,徐孟南仍坚信当初的作为是有意义的,退一万步讲,“总要有一种不同的声音”。

九派新闻记者覃钰钰发自安徽合肥

编辑曾金秋

【来源:九派新闻】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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