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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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陈思和人文演讲录》（团结出版社）的演讲中，对文学创作中的现实问题剖析很深刻，同时也很讲技巧。您平时讲课也是这样的风格吧？
陈思和：应该差不多吧。我平时在课堂讲课与在会场做讲座，除了听讲的人数不同，演讲形式上有些不同外，主观上的准备没有什么区别。我在大学里讲课也不是照本宣科地读讲稿，坚持把学术前沿的成果教给学生，把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尽快地告诉学生。我收录在演讲录里的那些篇章，多半也是在课堂上讲过的。
中华读书报：在《陈思和人文访谈录》中看得出来，您特别热爱教师职业，教师是您最初的理想吗？几十年从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思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不过那时没有想过当大学老师。后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比我做科研更喜欢。记得留校第一年，我就担任了1982级同学的班主任，带了他们四年。在他们四年级快毕业时，我给他们上了一门新时期文学的研讨课，很多学生都参加了。他们积极发言，与作家们对话，后来我把他们的发言记录都整理出来发表了，还出了一本书叫《夏天的审美触角》。当时我为这本书写编后记，就说，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我的学生。这批学生中就有学者郜元宝、宋炳辉、严锋、王宏图等等。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优秀人才。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的最大收获。
中华读书报：作为名师，能否讲讲您的课堂？您和学生的交流怎样，是否也传承了当年老师们对您的影响？
陈思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的复旦学院上通识教育课程。我特别喜欢这门课，是讨论课，听课的都是中文系以外的学生。他们没有太多的专业上的条条框框，喜欢在课堂上抢着发言，童言无忌，热情表达自己的读书心得和观点。我总是到讨论结束后再做总结，引导他们如何读书。有时候抢着发言的学生太多，我反倒被他们挤到讲台下面了。但我觉得，所谓通识课就是要激发起学生们的人文自觉，鼓励他们焕发出生命的能量，投入到学习做人方面去努力。这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一门课。可惜我现在已经好久不上这门课了。
中华读书报：《陈思和人文演讲录》中，《学院·学院派·学院批评》提出“学院派”要甘于寂寞，甘于做高头讲章，不受媒体的诱惑。您看得很准，提出的观点也很尖锐很中肯，但是十年过去了，“飞来飞去忙着开会，咋咋呼呼做明星，在媒体上晃来晃去”的现象依然有增无减。您能否概括一下“学院派”的品格，能否给当下的“学院派”提些建议？
陈思和：当时是现代文学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一个青年评论家的学术活动。我当时还是中文系主任，总要说几句话。这些评论家大部分都在校园里担任教师，学术上也很成熟了。所以对他们多讲几句捧场的话没有意思。我希望他们警惕的是社会上名利诱惑对他们的腐蚀，我理解中的所谓“学院派”，一般是很少参与媒体活动的，学院派顾名思义就是在学院里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他们的岗位在学院，服务对象是学生，坚守的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没有必要那么热闹地活跃在文坛和媒体，更不需要媚俗。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些年轻学者在学术上稍微有些成绩，就耐不住寂寞，又想去当个一官半职，又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混个脸熟，看上去只是图个热闹，最后就会异化，成为媒体上的明星或者网红人物，而不是真正的行内专家。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要指点江山，更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操守，警惕社会对我们心灵世界的腐蚀。
中华读书报：您对文学评论有自己坚守的原则，反而更赢得文学界的尊重。但是抵制人情和利益的诱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您不担心得罪朋友？
陈思和：其实任何评论家都有局限，评论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评论的。评论家有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文学趣味，只有读到最符合自己的审美要求，而且最能够从理论上给以解读的作品，他的学术思想和评论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人们常常把有这种缘分的评论家与作家称之为“双子星座”。如俄罗斯的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共同创造了奥勃罗莫夫这个艺术典型，就是一例。
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胡风的文艺理论与路翎的文艺创作就是相得益彰的双子星座。胡风用他的思想理论最好地阐释了路翎的小说，而路翎的创作实践也正好证明了胡风的文艺理论。反过来，一个评论家如果什么作品拿到手里都会讲得头头是道，不一定是好的评论家，可能他讲的全是套话，放到哪里都可以的，说了也等于没说。但现在很多出版商或者作家仅仅把评论家看作是做宣传的，那又当别论了。其实，作家一部作品问世，要期待一个真正的知音来做评论并不容易，而一个评论家要等待一部真正适合他来评论的作品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中华读书报：您所做的学术研究都是有生命力的，如何保持生命力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能谈谈您的体会吗？
陈思和：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你要对当代生活保持一股热情，要爱当下的生活，爱你的研究工作，当你把自己的真诚感情，你的爱与憎，你的生活立场与信仰，都融化到你的学术研究中去了，这样你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弥散出真实的生命信息。虚伪的文字是不可能有生命信息的，当然也不会有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对您在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什么？当您成为复旦大学的老师，您在读书方面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陈思和：我在考进复旦大学以前，读书基本上是自修性质的，主要还是依自己兴趣来读。进了复旦大学以后，读书就是一种工作状态，围绕写作、学习、研究来读的。但我尽可能把工作状态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使读书成为一种享受、快乐的事情。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他在我刚起步写论文做研究时，就告诉我：研究一个作家，一定要读他最初发表的文本，了解它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并且要注意他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对文本进行修改的。这一点我受益匪浅。我导师精通英文与日文，他以前上课都是手捧一大堆外文资料，在课堂上一边翻译一边讲解，都把学生迷住了。我做不到贾先生的这种学问境界。我对学生的阅读生活没有要求，但对于他们写论文时使用的版本和资料选择，是比较关注的。我希望学生多读专业范围内的书籍，一个学者没有一定的读书量，很难称得上专家。
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枕边书？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陈思和：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枕边书，每天晚上都是倒头便睡着。我很容易入睡，没有失眠的毛病，也没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我一般读书都是在书房里，保持独自一人的安静状态。现在眼睛视力差，反倒喜欢读电子书，可以把字放大，在电脑屏幕上阅读。
中华读书报：能想象您的存书必然很多，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陈思和：我不是个藏书家，我所购买和保存的书籍，主要是用于工作的专业性书籍和工具书，但也有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购买的。我的专业图书与兴趣爱好的图书不太一样，前者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书籍，后者很多是外国文学领域的书籍。我从小就有藏书的习惯。当时居住条件还比较差的时候，我却占有了家里一个有窗的小阁楼，供自己写作和藏书，后来我自己的住房越来越宽余，基本上都是用来安置书籍的。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我设计装修了黑水斋，四面墙壁都是书架，可以说是坐拥书城。但有朋友来看了说，面积还是太小，你有了一万册书，还会有两万册，总是会不够放的。我当时不以为然，说我可以五年清理一次，不需要的书就清理掉，始终保持这么一房间工作状态的书。说是这么说，其实是做不到的。于是书总是越来越多，吊诡的是，书也总是不够用。现在年纪大了，首先是眼睛不行，其次是找书困难，再加上知识更新，不得不利用电子文档来读书。有时候我觉得，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读书，比家里藏书更方便。这样一来，我就在考虑怎么处置自己的藏书了。不过这事也不着急，我会陆陆续续地处理我的藏书。
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陈思和：当然，有些书是我一读再读的，而且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巴金的《随想录》、鲁迅晚年的三本《且介亭杂文》、周作人的《知堂文集》，我是百读不厌的。如果要我防疫隔离，只准携带三套书，那就是这三套。如果只能带一本，就是《随想录》。我现在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巴金的伟大，伟大就在于这本《随想录》。